铁屋子的比喻并非古代文献的存货，音影仿佛者有唐代释道安的《法苑珠林》讲六道轮回，说害人手血者、谄媚奸猾者下大叫唤地狱，在炽热的铁城中，被放在铁堂、铁屋里烧烤成灰烬⑧ 。鲁迅当然熟知佛典，但他的铁屋子之喻与此无关，如果硬要说有什么来历，大概是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S会馆的特殊感觉。铁屋子象征着旧文化和习惯势力的阴暗、冷漠、封闭、顽固和死硬，先驱者要启蒙和动员民众打开门窗，肩往黑暗闸门，走向新鲜开阔的天地，是一个痛苦的、艰难的过程。这个无窗铁屋的意象在鲁迅心灵中扎根甚深，长期重复出现，以下这些话都可以领略到这屋子的影像：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坟·娜拉走后怎样》

中国人的性情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伺机想把它塞起来。

1935年4月10日《致曹聚仁》

“屋”也就是“家”，《说文解字》释屋、释家，意义都是“居也”。鲁迅对屋的体验，潜伏着对古圣贤之所谓“家为国之本”的质疑性体验。铁屋子的体验，使鲁迅双轨性的文化观发生了不均衡的“菱形效应”，他一方面自觉地“别求新声于异邦” ⑨ ，“多看外国书’，来打破这包围的圈子”⑩ 。另一方面，在传统的“骸骨的迷恋”风气极浓，衰老国度废料沉积极厚的时候，他主张首先应该“蔑弃古训”，扫荡陈腐，以便为承续固有血脉准备良性环境、清明意识和新鲜活力。

其次是关于铜镜的话头。这一点牵涉着鲁迅贯彻终生的金石学的兴趣。金石学自两宋间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录》之后形成专门学问，到清代顾炎武、钱大昕、阮元助以精到的考据，由金石碑刻逐渐扩展到印玺、封泥、画像石、瓦当、钱币、墨砚等古物的搜录和研究，终于到清末、民国把眼光转向地下出土的西域木简、敦煌文献和殷墟甲骨，走上与西方考古学相融合的道路。鲁迅早年即留心金石，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金石小品》回忆：“我在绍兴的时候，因为帮同鲁迅搜集金石拓本的关系，也曾收到一点金石实物。……金属的古钱和古镜，石类的则有古砖，尽有很好的文字图样。”鲁迅《看镜有感》说，从衣箱里翻出几面古铜镜，大概是民国初年到北京买的。这是鲁迅潜心金石，收获颇丰的时期。从1912年起的几年间，他大量抄录金石目录，抄录汉唐各朝碑帖、墓志、造像一二千张。1913年从北京琉璃厂购得古墓明器七件，绘制成图，对其中的独角人面兽身雕像有胡须翘起如洋鬼子，尤感奇趣盎然。对这些金石器物文字，他还作了许多功力深到的考证、校勘和分类性研究，为蔡元培称为“完全用清儒家法”，又输入科学意识，“不为清儒所囿” (11) 。就在鲁迅 1925年2月写《看镜有感》的前年夏，他借赴西安讲学之机，从古董铺中购得《蔡氏造老君像》、《张僧妙碑》等石刻拓片，以及包括铜镜在内的一批别致的古器物。直至逝世前两年，他还托台静农通过友人购得南阳汉画像拓片二百余幅。并且这样设计选印画像集的标准：“印汉至唐画像，但唯取其可见当时风俗者，如游猎，卤簿，宴饮之类，而著手则大不易。” (12)这与鲁迅著小说史和文学史，注重风俗文化和精神变迁，是一脉相通的。对于鲁迅金石学趣味的评说，缘于时代文化的激荡而充满着悖论，从新文化运动的角度来考量，连鲁迅也说那是用来“驱除寂寞”，“麻醉自己的灵魂”。然而当鲁迅秉持着深厚的典籍文献和金石学修养而进行文化批评的时候，连他的反对派也无从讥其浅陋，其犀利的笔锋所向披靡，为新文化运动壮其行色，这种独到的旧学根柢有无量功焉。

《看镜有感》是鲁迅的金石学根柢与新文化灼见的结合点。没有金石学的根柢，无论如何是不能从汉代铜镜的海马蒲萄这些来自西域三十六国的物品纹饰的鉴赏中，发出这番宏论：“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他赞扬汉唐魄力及其豁达闳大之风，对宋代文化的琐碎、封闭和国粹气味熏人则予以严厉的贬责，这些言说也许带有新文化先驱的急进色彩，但它终归是在中国文化内部进行分时段、分层面的阐扬和拷问，也可以说是“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以汉唐魄力为依据，鲁迅进一步阐述他的文化观中“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的另一面：“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这“将彼俘来，自由驱使”，显示了何等充分的接受主体性和文化自主性的姿态，准于此，鲁迅进一步呼吁：“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 (13) 。鲁迅搜集金石古物，并非从中看到商机，而是从中看到承续血脉、启动新机的可能。它代表这个文化先驱者也许不那么吸引眼球，甚至可能被忽视、被误解的另一个本质的方面，这个先驱者以裕余的心情，寂寞地沉观默察，把锈迹斑斑的古器物看活了，看出生命来了。

其三是关于大宅子的话头。这个话头见于《拿来主义》，呈现鲁迅晚年文化观上更多的辩证思维。他面对的不仅是外国的文化思潮，而且包括中国的文化遗产，对二者作辩证的选择和综合的处理。也可以说这所大宅子是由前述的铁屋子衍化而来的，但人物设置已非黑暗的封闭的屋中少数觉醒者和众数昏睡者之分，而是一个穷青年（喻知识有限，未来无限？），作为这所大宅子的新主人，他有资格拥有这里的所有遗产，就看他处置遗产的态度。大宅子之喻也许与鲁迅熟知的佛教《法华经·譬喻品》中的火宅喻存在一些关系，它以火宅比喻烦恼的俗界：

有大长者，其年衰迈，财富无量，多有田宅及诸僮仆。其家广大，唯有一门。……忽然火起，焚烧舍宅。长者诸子若十，二十，或至三十，在此宅中。……于火宅内乐着嬉戏，不觉不知，不惊不怖。火来逼身，苦痛切己，心不厌患，无求出意。……尔时长者即作是念：此舍已为大火所烧，我及诸子若不时出，必为所焚；我今当设方便，令诸子等得免斯害。父知诸子先心各有所好，种种珍玩奇异之物，情必乐着。而告之言：“汝等所可玩好，希有难得，汝若不取，后必忧悔。如此种种羊车、鹿车、牛车，今在门外，可以游戏，汝等于此火宅宜速出来。随汝所欲，皆当与汝。”尔时诸子闻父所说珍玩之物，适其愿故，心各勇锐，互相推排，竞其驰走，争出火宅。 (14)

火宅之喻宣扬佛门以智慧方便，拔济众生超脱三界火宅，因而是出世的。鲁迅大宅子之喻，主张对于宅内遗产“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因而是入世的，执着于文化变革和文化创造。它由此概括了社会上三种不成器的穷青年类型，一种是“孱头”，怕受遗产污染而徘徊不敢进门，采取文化逃避主义；另一种是“昏蛋”，为保持自己洁白而一把火烧光遗产，算得上极端反文化的暴徒；还有一种是“废物”，全盘接受，享受遗毒，属于没有任何文化理想和创造力之类。如此之辈，倒有点像火宅中忘形嬉戏的那班不肖子弟。

重要的是对负面的文化态度的畸左畸右进行剖析之后，着重对文化革新的态度进行阐发和建设，那种以为鲁迅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鲁迅称这种带批判性的建设态度为“拿来主义”，并对之作了颇有质感的解释：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刺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15)

行文是非常老辣俏皮而富有隐喻的。它打破了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分析模式，对复杂的文化遗产作出多层面、多维度的分类性批评，以是否有益于现代人的健康发展对之作出多层次的优劣不等的价值分离。即便同一个对象，它的价值虽受质地的支配，却也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对之置于不同的位置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就可能出现价值的差异和转移。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作为取样分析的这所大宅子取自何方，很可能就取自鲁迅故里，取自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它不是金玉满堂的贵族之家，也不是驱牛荷锄的平民之家，宅子内被取样研究的鸦片、烟具和一群姨太太，都留有鲁迅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如果我们对鲁迅家庭的祖辈、叔辈有所了解，则不难明白，“二妻三妾四仆”，以及老爷少爷吸鸦片为乐，弄得形毁骨立，对新台门周家败落有着什么样的关系(16) 。这种家庭风气在清末、民国初年的大户人家中带有典型性。鲁迅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地流露这份童年记忆和中年体验，我们不必深究，总之他是以审视家庭文化的方式来宣示自己对中外文化遗产的姿态和理念的。由于对家庭文化有切肤之痛的体验，他在宣示“拿来主义”的时候强调主体意识和主动姿态，“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并且以历史辩证法的逻辑，诠释着拿来者应该有何种动机和素质，应该如何拿来，又应该如何使拿来成为整个新文化建设的有机构成：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义是新主义，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相比于早期对开创“文术新宗”和“立人”的追求来说，这里在新的精神境界上理解了文化与人。鲁迅在三十年间的文化观虽然屡经变迁，但变迁中有深层的统一性存在，使之成了内容丰富深邃的有机整体，它的独特体现就是上述的“双轨三事一核心”。它以“双轨”拓展了新文化创造的世界视野和本土根基，使之成为有立足点的融合了主体性和开放性的创造。它以“三事”形成了有重点突破、又有广泛汲取、还能不断开创的动力系统，使文化建设处在不断开创的历史进程之中。它以“一核心”确立价值系统，始终围绕着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促进人在文化中的全面的自由的现代发展。鲁迅的文化观为现代中国的大国文化风范的建设，提供了文化理念上和方法论上的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