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迅猛到来，对爱国主义产生了巨大冲击，这种冲击既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又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破坏性。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爱国主义依然具有存在的合法性。以此为基础，爱国主义教育也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具有新的特点和要求。

【关 键 词】经济全球化 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教育

【作者简介】 刘建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肇始于16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经过几百年的酝酿、积聚和潜行，在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获得了空前迅猛的发展。短短的二十多年间，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从经贸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敏锐思想家的理论著述扩展到普通老百姓的日常意识。可以说，以经济全球化为标志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那么，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爱国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命运将会如何？是近年来人们普遍关注也多有困惑的问题。对此，学界已有许多研究，本文在此基础上试做总体性归纳与进一步探讨。

一、经济全球化对爱国主义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它对爱国主义的影响也是复杂的。为了从总体上更清晰地考察这一问题，有必要区分三个层次：其一是经济全球化的一般性质及其影响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我们看到，经济全球化具有全球普遍交往深化和世界历史形成的特征，它的发展必然会对各民族国家及其爱国主义产生冲击和削弱性影响。其二是经济全球化的特殊性质及其影响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我们看到，现实中的经济全球化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它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过程，而这些矛盾和冲突又会刺激一些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爱国主义发展。其三是经济全球化具体进程及其影响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我们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实际过程。在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上，经济全球化及其影响可能会有不同的特点，而且由于许多偶然性因素参与相互作用，从而使爱国主义现象呈现更为复杂的情况。

1.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冲击和削弱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

如果我们对经济全球化现象进行最一般的理论抽象，就会看到：不论这个过程具有怎样复杂的内容，它总是体现出一种人类走向联合与统一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在性质上显然是与民族国家及其爱国主义相反的，它的最终指向是要打破国界甚至破坏民族国家，当然也会否定与民族国家相联系的爱国主义。笔者把结论说得这样决绝，似乎是有些简单化和绝对化，但不要忘记，我们在这里讲的恰恰就是绝对性的一面，是对二者关系的最一般本质的抽象。尽管这种抽象不能脱离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过程而独立存在，我们对经济全球化的把握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这种最一般的抽象上，但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一定要直面矛盾，直面经济全球化与爱国主义的深刻矛盾和对立，直面经济全球化冲击和削弱爱国主义的逻辑必然性。看不到或不承认这种矛盾和对立，不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态度。事实上，我们已经在现实生活中亲眼看到并亲身感受到了这种影响和冲击。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种冲击的必然性呢？如果说“经济全球化会冲击和削弱爱国主义”是一个逻辑和事实判断，那么我们如何做出自己的价值评判呢？价值判断以价值立场为基础，不同的立场可以导致不同的结论。许多西方学者歌颂这种趋势，因为他们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有利和强势的地位，经济全球化更多地体现和实现了他们的国家利益，所以他们对这种趋势大唱赞歌，有些人甚至预言民族国家“即将消亡”。相比之下，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往往对此抱有怀疑和消极的态度，甚至否定这种趋势的客观性。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不利和弱势地位，他们需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捍卫国家利益，从而需要爱国主义。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像第三世界国家那样需要爱国主义，反对全球化对爱国主义的侵蚀，但同时我们又是一个特殊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又有更为复杂的态度和认识。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特别是作为一个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我们虽然没有改变自己第三世界国家的定位，但在某些方面已具备某些特有的优势，能够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发展自己，因而我们以积极的姿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全球经济的搏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样，我们就没有把经济全球化直接而明确地看做是对国家利益和爱国主义的削弱和冲击，我们也没有参与一些国家的反全球化运动。同时，我们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能够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宏大视野和长远眼光观察纷繁的时事，从中看到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性和不可阻拦的趋势，看到经济全球化在矛盾和冲突中所包含的积极意义。

尽管现在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距离它的终点还远，距离使国家消亡还很遥远，但如果我们把话说透，那么可以肯定：在遥远的未来，国家是要消亡的，爱国主义也是要消亡的。人类走向统一，实现世界大同，这不是什么坏事，而是一切先进思想家的梦想。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以及最终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而这其中就包含有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和全球一体的观念。只要看一下马克思的相关论著，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就可以看到马克思有相当明确的全球化思想。当然，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全球化开始和发展于资本主义社会，但它的真正实现，特别是它最终所导向的世界一体的结果，是出现在共产主义社会。对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它的矛盾性和二重性：一方面，它体现了人类普遍交往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结果，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它又给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带来巨大苦难。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及其对爱国主义的冲击，我们也要像马克思那样做二重性的分析。

2.经济全球化对爱国主义的冲击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心理感情等不同方面。

经济全球化对爱国主义的经济基础产生了冲击和影响。尽管每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仍然存在，但各国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采取了更具国际性的形态。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并不局限于自己国家之内。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和利益攸关性增强，在许多方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进行清晰界分。在许多国家，大工业中的资本具有多重国籍，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主要股东来自欧美许多国家的银行。跨国公司不断壮大，其科技和经济实力甚至超过了一些国家，对所在国家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决定性地影响着所在国政府的经济决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日益加强，它们左右着国际社会的经济治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会产生一种结果，就是使一国国民自身的经济利益与其国家经济利益的直接联系发生松动和疏离，许多人为了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而更愿意在跨国公司工作。

经济全球化冲击和削弱着爱国主义的政治基础。民族国家，特别是民族国家的主权是爱国主义的政治基础。这一基础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出现了某种弱化的迹象。随着全球性问题凸显、国家间组织的发展以及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民族国家的主权受到一定削弱，而国界也时常被突破。全球问题，如人口、生态、资源、贫困、犯罪、毒品、核武器等，需要跨国性国际合作。经济上一体化的推进，产生了超国界的国际组织。这些国际组织分享了一部分国家职能，而国家某些方面的主权职能让渡给了国际组织。它们越来越广泛地影响和制约着特定国家对内外部事务的处理。比如欧盟，它从6个成员国组成的欧共体发展而来，现已扩展为27个成员国。根据1992年通过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中央银行负责管理主导利率、货币储备和发行，以及制定欧洲货币政策。从新近形势看，原来作为各国主权的财政政策也会有所让渡。在法律方面，尽管各国在地理条件、人口状况、经济发展和法律传统方面有很大差异，但欧盟的法律体制是统一的。在某些领域中，欧盟能够直接制定法律，并且许多条款对成员国本身及其国民有直接效力。在西欧诸国，申根协定的国家间免予签证，以致人们在西欧旅行到达国境线的时候，除了可以看到一个普通的牌子或界碑外，没有任何别的感受。看不到国境线在哪里，也没有一个士兵。联合国虽然以“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为原则，但它派驻在一些国家的机构所掌握的权力早已凌驾于当地政府和各派力量之上。此外，其他一些国家间非政府组织，如宗教团体、政党联盟和工会组织等，也会对国家主权施加影响。所有这些，不能不对与民族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爱国主义产生影响。埃及学者马哈丁尖锐地指出：“全球化体系具有一种将人类从土壤中连根拔起的离心力，社会组织因此而动摇松散。全球化体系不能容忍一切由地理界线、民族界线，甚至伦理界线所构成的屏障和限制，因为新体系中的市场不能容忍边界。”[1](P39)

经济全球化也冲击着爱国主义的文化基础。民族文化是爱国主义的文化基础，热爱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是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讲，爱国主义对民族文化的依赖甚至超过对国家地理边界的依赖。有些民族在失去原来的土地后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就是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正是爱国主义的寄托和发育之所在。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除了西方国家的文化得到迅速的传播和扩展外，世界多数国家的民族文化受到了冲击，有的甚至处于灭绝的危险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制作的体现着西方文化特点的文化产品占据了世界文化产品的绝大多数，并具有不可抗御的传播冲力。第三世界国家即使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有意识的保护，也并不能根本改变这种冲击的影响。而且，民族文化如果不能在全球化时代实现创造性转换，焕发出文化的生命力和活力，那么当它处于受保护状态中的时候，其性质和功能也会发生变化，往往只是一种无奈的文化象征和宣示，难以再起到原来作为生活灵魂的那种作用。

经济全球化对人们的国家身份和归属感也产生了冲击。跨国公司大量涌现，劳动力跨国流动，人员交流更加频繁，使一个国家的公民很可能工作和生活在另一个或另一些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国籍的意义淡化了。出于工作和生活的需要，一些人放弃了原有国籍和加入新的国籍，也有一些人持有双重或多重国籍。跨国婚姻松动了家庭与国家的坚强纽带，动摇着“家国同构”的传统。这就使人们的国家身份和归属感产生困惑并受到削弱。台湾作家龙应台曾谈到一种身份复杂的人：“我们还是习惯地说，他是日本人，他是法国人，他是印度人等等，但是对伊里亚你怎么办。我们都是柏林国际文学奖的评审，十个评审分别来自十个语文区，我负责华人区域。伊里亚坐在我旁边，我问他，‘你来自哪里？’标准的见面的问候吧，但是，他沉吟了半天，然后说，‘我拿的是德国护照’。”确实，连他自己也无法回答“你来自哪里”这个古老的问题了。他出生在保加利亚，6岁时随父母逃亡到德国，取得德国护照作为保护。然后他们迁居非洲肯尼亚，在那里上英文学校。高中毕业后回德国慕尼黑上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到孟买去住了6年，又到阿拉伯去生活了几年，信仰了回教，成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龙应台写道：“所以我在想，全球化的趋势这样急遽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逐渐地要抛弃‘每一个人一定属于一个国家’的老观念？愈来愈多的人，可能只有文化和语言，没有国家；很可能他所持护照的国家，不是他心灵所属的家园，而他所愿意效忠的国家，却拒绝给他国籍；或者，愈来愈多的人，根本就没有了所谓‘效忠’的概念？”[2](P127、128)

经济全球化冲击和淡化着人们对自己国家的专一之爱和“极其深厚”的爱国感情。对于一些生活于几个国家之间的人来说，专一之爱难以维系。他们很可能同时爱着几个国家。特别是国家间交往的频繁，打破了长期以来的隔离和隔阂，从而淡化了那种由于国家间的隔离和隔阂而得到强化的爱国感情。从历史上看，人们的爱国情感不是单一的，其中可能包含着一些很不相同的部分。比如，有对自己故土家园和亲人的天然感情，对自身社会共同体的归属感等。其中，也会有由于与其他国家的隔阂和对其他国家的人民缺乏了解而得到强化的感情，以及由于与相关国家发生冲突而得到强化的感情等等。列宁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贡献，就在于指出了爱国主义感情中的这个部分，并暗示了这个部分在全球化时代的命运。列宁说：“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3](P579)这是新版列宁著作的译文，补足了从前的版本有意或无意地略去了的一句话，即“由于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这一句。列宁在这里不是强调爱国主义的崇高性一面，而是指出了爱国主义局限性的一面，即由于各自的祖国千百年来彼此隔离，从而形成了人们“极其深厚”的爱国感情。但是，当全球化兴起并日益发展的时候，这种千百年来的情况发生了改变。各自的祖国不再是相互隔离了，那么原有的被隔阂所固定起来的“极其深厚”的感情不会有一定的淡化吗？

现在，对于一些从传统看来显然是不爱国的现象，人们有了更宽容的心态。人们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动辄以是否爱国来画线和对人做出评判了。在我国，在相对封闭的年代，具有国外背景的人会被看作“里通外国”；在开放初期，学成不归，也当作不爱国；后来，到海外打球的“海外军团”，也曾被当作不够爱国。从代表外国队打球的前中国队员的脸上的僵硬表情，就可以看出他们自身也有感情的纠结。但是，当中国卷入全球化过程后，当我国各行业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时，我们对于这些现象越来越能够理解了。一些影视明星改换国籍，成为“外国人”，曾引起非议，但慢慢人们也见怪不怪了。嫁给外国人、移民国外等等，也不再与是否爱国有直接联系。曾经是中国女排代表符号的郎平，当了美国队教练，并带着美国队与中国队比赛。开始人们不习惯，慢慢也能够理解了。我们的体育解说员甚至以自豪的口吻说：“郎平带着自己的美国学生来中国打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