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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聯系 加強當代史研究
學問並非“是那些住在荒郊野外不食人間煙火的二三素心之人做出來的”，史學家也並不能幻想生活在真空之中，而是應該主動地面對現實、改變現實，對自身所在的時代承擔某種責任。如何使歷史研究與社會現實相結合，如何重建歷史與現實的聯系，如何重塑歷史學的公眾形象，關注當代史研究應是一個主要途徑。
當然，當代史的難寫，人所共知。這主要來自以下幾點制約因素：主流意識形態的限制當然是我們首先要在此強調的。我覺得這一點今天已無必要諱言。雖然意識形態並不必然導致對歷史的“歪曲”，並不總是起負面作用，但主流意識形態卻可以提醒你哪些問題可以隨時進行研究，而另一些問題則必須放一放，也就是說，即使是一個“真理性”認識，一種已經探明的“真相”，一段証據確鑿的歷史，該不該說出來，的的確確有個“時機”問題，也有個“策略”問題，“應不應講，什麼時候講，講些什麼，從政治上考慮都不是徑情直遂、無所斟酌的”。雖然不能也不應以要求政治家的標准來要求歷史學家，但歷史學家自己的確應該明白，他在某種程度上必須與當下的“現實”協調，因為當代史的某些部分的確不同於古代史：當年的劉項之爭你可以盡情地發表看法，但半個世紀前的政治沖突卻至今仍需留待后人的深入研究。這不僅是某一黨派的自己的利益所在，也和整個民族的利益相關。這當然會由此產生一個問題：你越想知道的、甚至認為越重要的就越不可能暢所欲言，而回避了這樣的問題，其他問題則肯定難以透徹說明。老實說，許多人之所以不願涉足當代史，就因為這一段歷史迄今還難以從意識形態話語系統中完全剝離出來。
與意識形態的限制相比，材料所帶來的困難似乎更具根本性。當代史的材料之多、頭緒之繁雜、遍覽之不易，那可能是研究“秦漢史”的人所難以想象的。就以對歷史學的學術史研究而言，當代有多少專業期刊、多少綜合雜志、多少大學學報、多少以書代刊的論叢、多少會議文章結集、多少史家的成果、多少論文、多少著述、多少領域、多少方向、多少專業、多少專題、多少博士論文要看，能看得過來嗎？別說“竭澤而漁”了，就是揀最基本的東西看也不容易。而且，這些散在的材料又大都未經過任何哪怕是初步的整理和編排。這和我們上面所說的“秦漢史”研究完全不同：第一，“秦漢史”的文獻材料有限，就《史記》、《漢書》、《后漢書》和《三國志》等幾部書﹔第二，這些極為有限的資料也已經過許多人的深加工，如整理出的有：秦漢官制史料、秦漢經濟史料、秦漢農戰史料、秦漢哲學史資料等等。與研究古代史相比，治當代史者在浩如煙海、汗牛充棟的材料上所花的搜集鑒別與披沙揀金的功夫要大得不成比例。
突破材料制約的是洞察力和判斷力，因而治當代史可能需要更多、更深刻的洞察力和判斷力。譬如，在關於中國古代的學術史敘事中，學界大都沿用一條基本的敘事線索：這就是所謂的“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乾嘉朴學”等，這樣的概括在提供許多東西的同時當然甚至會遮蔽更多的東西。但是，這畢竟會給你指出一條途徑，使你不至於像在失去方向感的荒野上那樣彷徨無路。而當代史則是這樣的典型的荒野。這種荒野感可能主要來自前邊所說的材料太多太雜，以致使人目迷五色，不易把握變遷的脈絡和主次的差別。其次，則由於距離太近，反而看不清楚對象的輪廓和邊界。再者，“歷史”的本質含義是“過程”，沒有“過程”當然就沒有“歷史”。所以，當現實作為一個“過程”正在展開或尚未結束或最終的結果尚未呈現時，一般說來，對它作歷史的研究和判斷是有很大風險的，因為這個“過程”還不完整。但是，過分強調這一點，那就等於事實上完全排除了當代史研究的可能性。實際上，從絕對的意義上來說，材料永遠沒有充分的時候，相對於歷史本身，任何材料都永遠無法全息地反映外部現實﹔至於過程是否終結，也很難說，儒學產生於兩千多年前，但至今仍很難說儒學所推動所介入的歷史過程已經終結。總之，洞察力對任何時段的歷史的研究都是必需的，只是當代史研究可能比古代史研究對洞察力的依賴程度更高。再進一步地說，具有“一葉知秋”和“見微知著”的犀利目光是從事當代史研究的前提。
限制當代史研究的另一問題是利害關系太大。譬如說，當代學術史研究就最為典型，因為當代學術史的創造者還在，歷史的當事人還在，不但“還在”，而且說不定仍在“當道”。即使當事人不在了，但當事人的學生、弟子、追隨者、門徒還在，即使學生、弟子不在了，但再傳弟子、學統、門派還在。這樣，人們就會從名字的有無和地位安排的高低來決定認可一篇當代史研究文章的程度，等等。於是，學術問題會很自然地演變為“人事”問題。當代史的難寫，可以說沒有甚於此者！早在1992年，筆者在《歷史主義思潮的歷史命運》一書的“后記”中，就已經對此有所體會了，只是遠不如現在深刻罷了。當時我說：當代人撰當代史，免不了冒點兒風險，這是因為：當代史的創造者們仍然健在，偶有失慎、失誤或失真，創造者們如果現身說法，作者定會陷於被動、尷尬的境地，這當然不像研究千百年前的歷史，死無對証，此其一﹔其二，由於所研究的時代剛剛過去或還未完全過去，這個時代給不同的人的感受又很不一樣，對這個時代或憎惡或懷念的情緒仍在感染著人們，研究者很容易受這種或那種情緒的影響而不能十分冷靜地對待其中的人和事，從而出現偏頗﹔其三，當作者與某些仍然健在的研究對象有某種感情上精神上的聯系而不能認同於他們當年的某些觀點或做法時，是一件很棘手很麻煩的事。
在歷史研究領域，當代史研究的狀況似乎最不令人滿意。原因除了上述幾點外，實際上還有一些認識上的謬誤也在起著不小的阻礙作用。認為當代人寫不好自己的歷史，自己的歷史隻能由后人來寫，從而認為后代研究前代、隔代寫史，是歷史研究的常態，就是其中一個根深蒂固的現代性偏見。這種偏見賴以流行的預設是，同時代的人、前人自己不認識自己，自己看不清自己，隻有到若干代甚至幾十上百代之后才能由別人看清自己、認識自己。多年來，史學界就是在這樣的認識偏見指導之下擱置了當代史研究的。應該說這種認識不無部分道理。但同時也應該看到，這種認識幾乎完全抹煞了當代人寫當代史所具有的后人所不完全具備的若干優勢。其中最大的優勢，就是當代人能直接觀察、親身感受、耳聞目染當代史本身，至少能部分地直觀到歷史的所謂“本來面目”。
大浪淘沙。時間之流不知過濾掉了多少對於認識歷史而言最有價值的材料、信息、線索和現場感，使得許多對當代人而言是常識的東西有可能永遠變成后人難以索解的歷史之謎。一方面倡導“寫如實在發生一樣的歷史”，一方面又竭力回避或有意無意壓抑最有可能成為這種歷史的當代史研究，實在是歷史研究中的一個悖論。而這一切從認識上都可能根源於上面所說的那種現代性謬誤：總是頑固地認為后人比前人更聰明、掌握的真理更多、受到的局限更少，因站在前人肩上而對歷史看得更清，這大概也是進化論所導致的一個后果，是“現代性自負”在歷史認識論領域中的一個突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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