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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離不開現實
生活在現實中的歷史學家實際上根本躲不開現實，他就在現實中。那麼，他想躲開的究竟是什麼呢？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學術界一直有一種十分流行的看法：要想獲知“歷史真相”、要想“客觀”，必須克服“黨派偏見”或“意識形態偏見”，潛在的觀念預設是：“黨派偏見”百分之百的有害於學術，必須堅決清除。“黨派偏見”有無正面價值？在某些領域的研究中，“黨派偏見”能否推動、是否推動過學術的發展？是人們幾乎不敢想，尤其是不敢提出來討論的問題。換句話說是不言而喻、不說自明的問題：它阻礙學術的作用似乎已經不需要我們再多說什麼了。在近年翻譯過來的《史學家：歷史神話的終結者》一書中，作者——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霍布斯鮑姆——用許多事實澄清了這一問題，這一澄清對說明我們自己學術史上的許多問題也有啟發意義。
在霍氏看來，“黨派知識分子所研究的問題和學科可能是其他知識分子們（因意識形態或其他原因）沒有考慮到的”。霍氏說：以往的社會科學不能與黨派偏見分開，並不能証明黨派偏見有益於這些學科，隻恰恰說明黨派偏見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隻有在黨派偏見促進了科學進步的情況下，它才是有益的。它能夠做到並已經做到了這一點﹔特別是就它為改變科學爭論的地位提供了動力，從外部為科學機制注入新話題、新問題及答案的新模型而言，它已經做到了這一點。霍氏斷言：“社會科學的發展一直沒有與黨派偏見相分離——沒有黨派偏見，某些學科可能根本就不會存在——這是無可否認的。”對於某些學術科目而言，“黨派偏見具有正面價值。這是無可避免的，即使在自然科學領域也是如此”。霍布斯鮑姆的意見值得仍在用力躲避現實的中國史學界高度注意。“意識形態”和“黨派偏見”並不必定導致“歪曲”真相，並不總是消極因素，甚至可以這樣說，沒有某種政治信念和現實追求，就沒有歷史學家執意要弄清某些真相的動力。“中國近代史”研究得比較充分，這和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憤恨有直接關系，“先秦史”研究得比較充分，這和“奴隸制”的有無及其與“封建制”分期有重大關系，而“奴隸制”的有無及其與“封建制”的分期的爭論長期以來基本上是一個意識形態問題。
沒有政治意識形態的需要及其對這種需要的滿足，就沒有所謂的“二十四史”，這些“歷史”的修纂本身根本就不是為了這些“歷史”自己，而是為了那些主持修撰這些“歷史”的人們。修史在這裡幾乎僅具有手段的意義。這一現象說明：滿足現實的需要完全可以成為學術發展的正面因素。“為歷史而歷史”“為學術而學術”固然讓人們肅然起敬，為滿足時代和社會需要而研究歷史也絕非什麼不光彩的行為，甚至更值得人們的尊重——心系現實比回到“象牙塔”嚴格說來需要更大的勇氣和更多的“良知”。
如同前面所說，意識形態與學術關系的實質，是政治與學術的關系。就學術與政治的最一般關系而言，嚴格地講，學術應該而且必須獨立於政治，因為二者規則不同。前者隻應服從真理、跟著事實走，屬是非之間的取舍，后者必須聽命於權力，策略至上，屬利害之間的權衡。學術可以而且應該獨立於政治，但學術無法脫離於政治。前者說的是學術作為一種精神活動的自主性，后者強調的是學術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與政治的相關性：學術處於權力所織成的網絡之中，在許多情況下看來也不能不權衡利害。以往學術界的問題是把政治與學術之間的這種“相關性”完全等同於“同一性”，幾乎把所有的學術問題都看作政治問題，走向極端者則把學術討論視為“階級斗爭的反映”。這種“泛政治化”政策直接導致意識形態對學術長達數10年的侵吞，后果有目共睹。正是基於這種背景，“文革”結束后的最初幾年，相當一部分學者主張將政治問題與學術問題分開，以爭取學術問題可以自由討論的空間。這種要求顯然在注意到了學術“自主性”的同時，又忽略了它與政治的“相關性”。
這種“相關性”在下述兩個主要的方面表現出來：第一，從學術與政治作為兩種獨立的互相外在的現象來看，充分的學術“自主性”的實現必須輔之以相應的政治條件。如果公民（學者首先是公民）“在政治上不能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學術問題的自由討論也就沒有保障”。“要求分清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爭取學術問題得以自由討論，實際上就是承認可以不要政治上的言論自由，隻要討論學術問題的自由。”但是一旦將學術問題指為政治問題，那時，任何討論的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學術時刻處於權力所織成的網絡之中”，所以這種變學術問題為政治問題的可能隨時都存在。第二，從學術自身的政治屬性的濃淡來看，學術與政治既有“難解難分”的時候，也有“井水不犯河水”的時候。譬如，中國上古史、中古史上的許多問題，基本與“政治”無涉，也就談不上有什麼“相關性”的問題。但是，中國近現代，特別是當代史上的許多問題，就與“政治”關涉度甚高，在中國現有“國情”下甚至具有直接的現實性。政治並非均等地出現在所有學術問題上。這有兩種情形需要厘清，即“政治性的學術問題”和“學術性的政治問題”。前者說的是某些選題大體上可以作為不計現實利害的學術研究的對象來對待，但又具有不可否認的或多或少的政治屬性﹔后者說的是某些問題帶有直接的政治性或其本身就是政治問題，但可以從學術的視角或在學術的層面上加以觀察和探討。
從本質上說，學術與政治是難以完全區隔開來的，學術與意識形態的聯系也無法根本切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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