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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唯物史观构成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石，但唯物史观对于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应当置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视域。依马克思当年的判断：“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基于唯物史观展开的现代社会科学建构，同样来日方长。列宁曾将唯物史观看成是现代帝国主义时代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的社会学”。不过，唯物史观同样应当成为理解和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方法，并由此展开与当代社会科学的批判性对话。
现代理论空间一直在呈现这一场艰难对话，但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显然并未完全领会并接受唯物史观。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看上去经历了从“国家学”或利己主义的市民社会范式到现代性社会自觉的范式的转变。社会哲学、社会学的形成以及社会理论的建构是标志性事件，这本身就是唯物史观的学科成果。经济学的现代转变也自觉吸纳了社会学及社会理论。约翰·穆勒将古典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哲学融为一体，形成了折中主义经济学，正是通过吸纳社会学资源，斯密与李嘉图的客观价值论逐渐为查文斯、门格尔及瓦尔拉斯等的客观的边际效用价值论所取代，而凯里的再生产理论则取代了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并构成其《社会科学原理》的主要思想，马歇尔则超越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理论，复兴政治经济学传统，将国家学与市民社会两大古典经济学传统熔为一炉，创立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这些努力中，实证主义获得了全面的振兴，并成就了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
经济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显学，其现代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唯物史观。但西方经济学的现代转变，实是在延续市场逻辑及其“需要的体系”，并且，欲望化的消费主义，看上去越来越有理由撇开所谓生产过剩的基本事实，事实上倒过来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内在环节”，就连第二国际等马克思主义传统，也不得不迁就此类经济学的冲击。但是，这些趋向显现出这样一些理论事实：其一，其中的很多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事实上直接把唯物史观看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所反对的经济决定论；其二，一些努力依然延续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辩护，在历史高度上无法企及唯物史观。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企图开放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努力，很多正是源于唯物史观的灵感，韦伯、凯恩斯、熊彼特、科斯、吉登斯即是如此，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就更是如此。西方经济学将唯物史观局限为经济决定论并因此将《资本论》及其剩余价值学说固化为生产理论的做法，又表明其与唯物史观及其剩余价值理论的巨大差距。事实上，在现代经济学拒斥唯物史观及其剩余价值学说的地方，正是现代经济学误读唯物史观及其剩余价值学说并因此呈现自身缺陷的地方。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据，即市民社会即物质生活方式的生产（物质生产），黑格尔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使之服从于国家。唯物史观的卓越贡献在于，将物质生产作为历史生产的首要的和存在论性质的逻辑，并使之脱离特殊阶级，即市民等级也即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进而提升为人类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在此，“人类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乃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与目标。相应的，《资本论》及其剩余价值学说并非是基于生产逻辑对消费逻辑的拒斥，而是二者之支配与反映（反作用）关系的揭示。现代西方经济学不断延续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放任，其用消费逻辑掩盖生产逻辑，其从属的主体依然还是市民社会或非社会的国家。就此而言，经历了现代转变的西方经济学，甚至在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对日益加剧的生产过剩及其金融危机现象进行艰难而又乏味的辩护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依然还在延续庸俗经济学的路数。
（作者：邹诗鹏，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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