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由衰至盛的转折点

　　中国为自己提出的一个宏伟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中国梦”被表述为“复兴”而不是“振兴”，是因为在历史上，中国在科技发展和经济繁荣方面，并非从来就处于落后地位，而是曾经长期执世界之牛耳。

　　西方的经济史学家也很早就否定了所谓的“欧洲中心论”，指出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即欧洲及其海外移民地区在科技、经济以及人均收入上所处的绝对领先地位，并不是从来如此。学者的研究表明，在1500年前后的世界，财富主要集中在东方，而中国在这个“东方”概念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只是在那之后，欧洲才开始崛起，并且在18世纪较晚的时候，东西方的“大分流”才出现。也大约在相同的时间范畴里，中国与西方在经济、科技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明显拉大，中国逐渐变成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

　　破解“李约瑟之谜”的关键因素

　　解释国家兴衰是许多学科旷日持久的学术好奇心所在，经济学家更是孜孜不倦地发展出各种理论框架，期冀破解经济增长之谜。激励学者们把中国这个经历了由盛至衰的历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是以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命名的所谓“李约瑟之谜”。这个谜题尝试回答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而近现代中国不再具有这样的领先地位。

　　对于李约瑟之谜，在较长的时间里具有支配性影响地位的解释，来自于所谓“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这个理论假说认为，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农业实践把传统技术和生产要素组合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以致维持了一个与欧洲早期历史相比更高的生存水平，从而人口增长很快，相应导致劳动力过多和过于廉价，使得劳动节约型的技术不能得到应用。在这种理论看来，只有大规模采用资本密集型或劳动节约型的技术，才能形成突破马尔萨斯陷阱所必需的技术变迁。其实，无论是从经济理论逻辑上推理，还是从历史事实观察，这个假说都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即使在中世纪历史上，欧洲固然经历过开垦土地边疆的时期，但是，更多的时期则是以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为特征。换句话说，在这种资源禀赋上即便存在某些中西方差异，并不足以导致现代化动力的根本不同。

　　其次，经济研究表明，农业技术进步是由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所诱致发生的，也就是说，在劳动力短缺更严重的条件下，劳动节约型技术最先被发明和应用，而在土地短缺更严重的条件下，土地节约型的技术更早被发明和应用，而在劳动节约型技术变迁和土地节约型的技术变迁之间，是没有优劣之分的。有强有力的经验研究证明，事实上，人口众多的国家可以因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紧张关系，获得更大的压力和动力，进而实现更快的技术进步和进一步的人口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