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由衰至盛的转折点【2】

　　在一个典型的前工业革命社会，马尔萨斯式的贫困恶性循环，或者说人均收入周而复始地回到生存水平，是经济发展的常态（即不发展）。但是，一旦实现工业革命的哪怕是具有偶然性的机会来临时，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否积累到一个抓住机遇的最低要求水平，决定了能否在一国形成工业革命的突破。

　　经济学家通常尝试以更简洁的理论逻辑，来解说或破解“李约瑟之谜”。例如，林毅夫认为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的科技领先，在于人口众多有利于产生更多创新；而没有成功地转变到以大规模实验为基础的现代科技创新模式，则是随后中国的科技乃至经济开始落后于西方的原因。而他把科技创新模式转化的不成功，归结为不鼓励科技创新，而仅仅复述和诠释四书五经的科举制度。这个解释无疑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即中国的落后在于没有进入现代科技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终于改变在几个世纪“大分流”中的落后地位，开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征程

　　我们用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补充安格斯·麦迪森的历史数据，可以清晰地显示中国经济发展在数千年中的兴衰更替。在公元1000-1600年之间，中国的人均收入大体上处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规模（GDP总量）长时间保持世界首位，1820年时竟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1/3。不过，也正是在那个时刻，中国在世界经济“大分流”中落到了停滞的国家行列，无论是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还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的相对人均收入都一路下跌，逐渐把中国推入积贫积弱的境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更是陷入苦难深重的境地，在“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负之下，经历了无尽的内忧外患、经济停滞、民不聊生。在1820-1952年期间，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22%和-0.08%，而同期欧洲的这两个增长率分别为1.71%和1.03%。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降到了最低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经济增长，受到种种因素影响，没有实现对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赶超，中国没有搭上1950年以后世界经济大趋同的顺风车。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一系列体制障碍的清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得到巨大的积累和有效的重新配置。中国终于把自己在几个世纪“大分流”中的落后地位，逆转为向发达经济体的“大趋同”，开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征程，并以成为世界第二位经济体为象征，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由衰至盛的转折点。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水平，中国占世界的比重都迅速攀升。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