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文史哲视野中的宋代辞赋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辞赋的社会文化学研究”负责人、山东大学教授

从社会心理与文化焦虑视角看,文化发展的动力源于现实政治与文化愿景的反差,它往往借助于对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的矛盾表现出来。这种矛盾的否定之否定发展,呈现为学术思想的推陈出新,以学术思想为内核的社会文化因之也发生递进演变。因此,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也是学术思想的发展史,更是社会心理和文化焦虑的演变史。

勾勒宋代学术思想的内在冲动

享国319年的赵宋王朝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将华夏文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勾勒宋代文化的发展历程,必须深入学术思想,进而探索社会心理和文化焦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发展。文学是一个时代心灵感受的写照,文学史是一个时代心态演变的历史,它真实地记录着一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焦虑。从宋代文学的视角研究社会心理和文化焦虑,进而勾勒其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冲动,是研究宋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可行途径。在古代文学诸文体中,辞赋由于独特的形制和功用,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活、学术思潮、文人心态等有着密切的关联,也是最能揭示时代文化内在冲动的文体之一。

在理学前夜的宋代学术思想发展与皇权专制程度的加强是否存在互动关系?宋初学术何以摆脱名物训诂之学而向道德性命之学推进?这种种问题,当时的学术并没有明确的答复。但在文学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忠爱之思悄然滋长。这表明,如何确立儒家思想和它憧憬的秩序的合法性等一系列问题,构成士大夫的共同焦虑。在当时渲染王朝声威的辞赋中,忠爱之思得到饱满的表达。而且,在捍卫专制集权之外,人们不得不设法对皇权的恶性膨胀与滥用有所防备。忠于华夏文化、加强皇权,并对皇权进行规范,成为士人的共识,这便是宋初学术思想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宋初的辞赋喜欢展现对君王的爱恋之情,往往在道德层面对君王有所讽谏,希望通过治心、涵养道德把君王塑造成具有内圣品格的王者。

宋儒完成学术重要转型

儒学的复兴彰显着深切的淑世情怀,宋儒从对皇权的规范与约束,到对士风文风的整饬,再到对士人心灵的重构、本体论的开创,完成了学术的一次重要转型。庆历、熙宁及其前后一段时间,围绕着变法引发的政治、学术的振荡,把宋代学术引向深入。北宋中期兴起的疑传惑经的风气,是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的具体反映。平易流畅、切于时弊的文学风尚和经世致用的儒学思潮一起,为政治革新导夫先路。这种切于时弊的主张,对辞赋创作而言,一反过去的颂美倾向,谠论煌煌,深中时病。辞赋还对探讨治乱兴亡之理存有极大的兴趣,在抒发思古之幽情的同时饱含着恢复古道、开创太平盛世的热望。以儒者胸怀观照现实、表现对人生苦闷与无奈的辞赋也大量涌现,隐逸之志当中的气节内涵得到充分阐发,无论穷达都心系天下的人生得到张扬。

北宋中期的政治革新是儒学实用主义在政治生活中的具体反映。短暂的庆历新政之后,变革思潮已成不可阻挡之势,终于引发了更为深入、规模更大的熙宁变法。王安石企图通过教育与选士的改革,把士改造成政府的一部分,因此,他力求统一士的价值观,统一道德以同风俗。王安石等表现出的大举更张、力排异议,以及近乎独断专行的为政风格,则营造出一种偏于法术的为政之道的话语空间,这使得熙宁新政被似是而非地罩上了法家用事的阴影。当新法扰民的担忧变成现实时,很容易唤起人们潜在的对儒家王道能否得到贯彻的焦虑。当时辞赋中对法家用事政治形态的书写与反思,就反映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这种忧虑。

中唐以来,儒学一直执着地企图规范和约束文学创作。早在欧阳修主盟文坛时,以岩穴处士为主体的偏执儒者就试图以儒学思想和表现上的陈规来规范学术文化,但受到欧阳修有力的遏制。王安石变法的儒学实用主义特点,使得其对士人在文华风采和胸襟学力方面的历练具有天然的排斥,这使得当时的人才观、文学观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是引发律赋地位动摇的直接诱因。熙宁年间宋廷颁布贡举新制,罢诗赋而以经义取士。熙宁新制的最终目的是废除科考,以学校教育选士,经义取士也只是权宜之计而已。其实,科举是官方和士人的一种交易或博弈,不管是诗赋抑或经义、策论,最终是要在科场上被工具化的,因此,这次科场改制注定难以达到关乎治道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