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回到中国”的社会科学及政治学的学科性贡献

　　【核心提示】观察中国，不要只盯着那几个发达国家，还要了解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逻辑。要知道，世界上有70%的人口生活在代议制民主政治之中，过得好的不过就是30来个国家/地区，人口占比不到10%。因此，“回到中国”的社会科学，不但要通过理论“重述”来重新理解和建构既有的社会科学命题，更要通过比较政治研究、尤其是可比较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切实更新我们指向未来的知识系统建构。

　　在中国思想界，已经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这样的政治共识：中国需要由自己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构成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中国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并不意味要与既有的话语体系彻底决裂和割舍，事实上没有必要也做不到，而是要在对话基础上兼容并蓄，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说话方式和思维方式。作为社会科学最古老也是最基础的学科，政治学有着不容推脱的责任，为重述、有效建构中国的社会科学作出应有的学科性贡献。

　　社会科学的性质与中国经验的挑战

　　由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组成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是先贤们对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经验的观念化建构。冷战时期的国际社会科学更是直白的意识形态学，东西方莫不如此。这样，问题来了：如何解释今天的中国？中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如何判断中国的发展成就，却形成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方认为中国错了，原因是不符合自己所熟悉的一套既有观念；一方认为中国是对的，但理论上又无力解释。两者都反映出我们在观念和话语上的欠缺，社会科学范式的重建势在必行。

　　流行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为中心的社会中心主义；一类是以官僚制为中心的国家中心主义。在两类话语体系中，社会中心主义基本上是英、美两国经验的产物，其中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的核心是商业集团。英国建国当中有两个因素：战争和贸易，其中海外贸易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美国从最早的十三州到西进运动，都离不开实业家集团的力量。美国是先建立医院、学校、教会，最后才建立政府的。因此，英美的经验突出了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至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国家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则主要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斯·韦伯等人以德国经验为核心建构起来的。法国、德国和日本是一套组织体系，这些国家官僚制非常发达。

　　应该说，这两类话语体系对应了第一波和第二波的现代化经验。第一波现代化是英国和美国，靠商业集团来推动；第二波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德国、日本、俄国等，靠官僚制为中心的国家来主导。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起点都有标志性事件，例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废除农奴制改革、德国的统一战争等。问题在于，在整个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当中，只有第一波和第二波现代化的经验，没有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话语经验。比如，俄国在1917年二月革命时，国家组织已经瘫痪，是政党——布尔什维克成为国家的组织者。同样，现代中国既不是靠商业集团，也不是靠官僚制，而是依靠政党组织起来的。可以说，政党组织国家是第三波现代化国家的一个基本路径。如果基于第一波、第二波现代化国家的话语和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那肯定是错的。

　　因此，中国的社会科学需要特别重视政党研究。对此，我曾提出过政党中心主义的概念。政党中心主义是个历史范畴和客观存在，其内核、逻辑都不是简单提出问题就算完成任务了，都需要建构。很多西方概念的流行并不是因为它们有多好，而是因为国家强大，观念是物质实力的副产品。然而，学者中存在很多“观念战士”，他们习惯于用来自西方经验的书本知识比照现实中的所谓对与错，而对与中国更有可比性的发展中国家视而不见，或者根本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