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回到中国”的社会科学及政治学的学科性贡献【2】

　　中国社会科学应“回到中国”

　　张灏先生把1895—1925年间称为中国政治思想的“转型时代”，即西方的各种思想、概念开始抢滩中国思想市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式微。从张灏先生划分的“转型时代”算起，中国开始引进、发展社会科学就是一百年的事。这一百年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30年：西学1.0版，即从晚清到民国时期。这个时期除了个别概念，比如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基本上都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初步学习者。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教授与其说是学问家，不如说是政治活动家，关注的多是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因此，西学中的各种思想在中国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有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有英国式的多元主义如基尔特社会主义，“西学”中包含着彼此冲突的思想和学说。

　　第二个30年：照搬苏联模式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主要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多是苏联专家培养出来的，研究领域也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学说，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对于这一时期的理论工作者而言，诠释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是其主要工作，以意识形态语言来做社会科学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

　　第三个30年：西学2.0版，即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大多是“留学生”，要么在西方读学位、进修，至少读的基本上是西方社会科学和政治思想的书，西方几乎所有代表性名著都翻译到了中国。如果说第一时期的“西学”尚是一个多元的矛盾概念，这一时期的“西学”则主要是自由主义的一家之言。

　　可以说，没有自己的概念、理论、方法所构成的“话语权”，构成了百年中国社会科学的总体性特征。这也意味着思想的贫困，进而危及国家安全。在他国化百年之后，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时代应该到来了，“游离中国”的社会科学应该“回到中国”了！这也是我期许的中国社会科学下一个30年即第四个30年的基本方向和定位！

　　相对于张灏先生所说的“转型时代”，中国思想的“新转型时代”即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时代已经开启。自主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无疑是沟口雄三所说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即以中国为中心的取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中国的世界”而不再是“世界的中国”。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就提出：“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的理论自信，来自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建设实践的伟大成就，理应赋予我们新的发展时代的理论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