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19-1924年，杜威等五位外国名哲来华讲学，实为欧战后西学东渐的文化壮举。讲学在助益思想深化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与演进：其一，对其时中国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为梁启超等所谓“东方文化派”理论观点的形成与文化诉求提供了立论的依据，进而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中国思想界思维空间的展拓，增加了内在的张力。其二，五四后新文化运动最终归趋“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其在思想层面上的展开过程，也明显地打上了名哲尤其是杜威与罗素讲学的印记。至于泰戈尔讲学受到了中共的抵制，杜威与罗素受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于自己的观点与学说有所修正，则反映了名哲讲学与中国思想界间的互动。

关 键 词：五四 外国名哲 中国思想界 新文化运动

1919-1924年，在新文化运动发展的重要阶段，先后有五位国际著名学者应邀来华讲学：杜威、罗素、孟禄、杜里舒和泰戈尔。他们分别来自美、英、德、印四个国家。每人讲学时间不等，长者两年多，短者数月。主办者为此作了精心的组织与宣传：每位开讲之前，都安排中国学者介绍其学说梗概，预为铺垫；组织大江南北巡回演讲，配以高手翻译，场场爆满；媒体全程报道，许多报刊杂志都辟有专栏与专号；讲演中译稿不仅全文刊发，且迅速结集出版，各地热销。因之，讲学一时风行海内，盛况空前。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每年都有一位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在华讲学，每年都在学界与思想界形成了一个热点；每位学者的影响自有不同，但作为整体，却构成了欧战后西学东渐的文化壮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历史景观。

新文化运动既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受欧战前后西方现代思潮变动影响的结果。名哲讲学不仅在其时中国的语境下，传达了西方现代思潮变动的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积极热情地回应充满新知渴望的中国思想界，故其讲学实际上已超越了单纯学术交流的层面，而形成了与后者的互动。由于国人见智见仁，各取所需，名哲讲学在助益思想深化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与演进，终至为部分新文化人归趋服膺马克思主义和“以俄为师”，打上了自己的印记。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何以围绕他们讲学，中国思想界会波澜迭起，乃至于引发了诸如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和“科玄之争”，这样轰动一时的思想论战。无论自觉与否，名哲讲学不仅开拓了国人的视野，而且事实上也参与了新文化运动，并构成了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惟其如此，研究名哲讲学是研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方面。

学界对于名哲讲学虽然已有许多相关的研究，但多属个案。本文拟将名哲讲学视为整体的历史现象，作综合的研究，通过探究其与中国思想界变动间的联系，从一新的视角，透视此期新文化运动分化与演进的内在逻辑。

一、中国进步思想界的共同客人

五四前后，名哲联袂应邀来华讲学，固然是得益于新文化运动营造的追求新知和开放的良好社会氛围；但究其缘起，又无一不是出于社会各团体的联合推动，共襄盛举。所以，他们是其时中国进步思想界的共同客人。不过，此举毕竟又与梁启超和由他牵头发起的讲学社，关系最为密切。聘请杜威的团体，包括北京大学、尚志学会、中国公学、新学会、浙江与江苏两省教育会及南北高师等多个单位。其中，尚志学会、中国公学、新学会的负责人都是梁启超。后杜威续聘一年，更转由讲学社出面。孟禄虽然是由“中国实际教育调查社”出面聘请，但梁启超也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至于罗素等其他三位，更径直皆由讲学社聘请。所以，从总体上看，可以说，此期名哲来华讲学的盛举，主要是由讲学社主持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邀请罗素讲学的“总负责人”，不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也不是蔡元培、胡适，“而是发表了悲凉的《欧游心影录》从而有‘守旧复古’之嫌”，且为研究系首领的梁启超，难免“有点令人沮丧”。虽然不能将罗素“视为中国政治上反动或学术保守的一党一派的客人”，但由梁启超出面邀请接待，终究“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至少，这样一种安排阻止了罗素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最激进的政治、学术领袖的交往”。①这似是而非。实际上，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告别政坛，转入文化教育，同样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健将。②依陶菊隐的说法，此时的梁非但不是“悲凉”、“守旧复古”，相反，抱“雄心壮志”，想高举新文化大旗，“在中国大干一场”。他的理想是将“整理国学”与“灌输西方新思想及新科学”结合起来，推进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为此，他建立了三个机构：一是读书俱乐部，后与松坡图书馆合并，提倡研读新书；二是设立共学社，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译出版新文化丛书；三是发起讲学社，每年请国际驰名学者一位来华讲学。③足见，发起成立讲学社，延名哲讲学，乃是梁积极推进新文化建设总体战略部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在谈到讲学社宗旨时，也是这样强调的：“我们对于中国的文化运动，向来主张‘绝对的无限制尽量输入’。”“所以我们要大开门户，把现代有价值的学说都欢迎，都要输入。这就是我们讲学社的宗旨。”④不应低估了梁启超，他给讲学社的定位，是引进新知的公共大平台，而非研究系党派之私的狭隘门户。

讲学社的缘起及其运作方式，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聘请名哲讲学，不仅费用高昂，而且南北各地巡回讲演，组织工作繁重，需要众多人脉资源。二者决定了跨团体、跨区域，学界、思想界大家合作的必然性。杜威抵达后，哥伦比亚大学才通知胡适，同意杜休假一年，但不带薪。这意味着原定预算出现严重缺口。胡适一时措手不及，只好求救于教育总长范源濂，后者“极力主张用社会上私人的组织担任杜威的费用”，并帮助邀请尚志学会、新学会等筹款加入，形成所谓“北京方面共认杜威”的模式⑤，即社会团体联合承办。这对此后的延请，显然起了重要的启示作用。最初，梁启超仅考虑以中国公学的名义请罗素，或再加上尚志学会与新学会，以便分担费用。后徐新六与傅铜都给他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徐以为，“大学一部分人必邀其帮忙”，这不仅在京有益，罗素到各省讲演，尤其需要借重教育界的人士。傅的意见更显开阔，以为“聘请者之人数或团体数，多多益善，此亦一种国民外交也”。他把聘请外国名哲提高到了国民外交的高度，不无道理；同时，不仅将合作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工商界，而且不拒绝官方参与。更重要的是，他还提议，筹款有余，可续聘他人；若有望增多，不妨立诸如“国外名哲聘请团”的名义，作长久计，年年延聘。这类似今天设立基金会的创意，又将民间社团合作承担的构想，大大推进了一步。梁启超很快就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于1920年9月最终与蔡元培、汪大燮共同发起成立讲学社，罗素成为讲学社聘请的第一位学者。需要指出的是，讲学社得以成立，梁启超作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他与张东荪书说，为讲学社事，专门入京，“忽费半月”。⑥徐新六曾告诉他，胡适诸人对于聘请罗素事，意有不释，当有所沟通。1920年8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梁任公兄弟约，公园，议罗素事。”⑦说明梁果然很快就主动去沟通了。其用心，可见一斑。

讲学社规定，每年延聘世界专门学者来华，已隐含了选聘标准：其一，当是国际知名学者，先到的杜威，无形中成了参照。其二，既是“专门学者”，自然不分文理。在欧洲的张君劢，致书祝贺讲学社成立，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吾以为凡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访求其主持新说之巨子而罗致于东方，则一切陈言可以摧陷廓清而学问之进步将远在各国上矣。此则望于贵社诸公力图之也。”⑧最终聘到的学者，侧重在哲学、教育与文学领域，但实际上，最初拟聘的名单中，除了哲学家柏格森、倭铿外，还包括科学家爱因斯坦、美术家傅来义与华里士、经济学家霍白生，但因故皆未成行，尤其是与爱因斯坦失之交臂，成为一大遗憾。名哲人选最终由董事会确定，其讲学的具体接待与安排，自然由各团体通力合作。以翻译为例，杜威的翻译是胡适，罗素的翻译是赵元任与傅铜，杜里舒的翻译是张君劢，泰戈尔的翻译则是请了徐志摩担任。

总之，讲学社是由梁启超牵头发起，这不影响它成为其时中国学界、思想界公认的延请国际名哲讲学的代表性机构。时在德国留学的“少年中国”负责人王光祈著文说：要争取邀请爱因斯坦来华讲学，“在我们‘老大中国’中制造些‘科学空气’。我希望讲学社的先生们特别注意！”⑨固然是反映了这一点。而冯友兰晚年回忆说，“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梁启超等人组织了一个肖志学会，约请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和英国的哲学家当时是新实在论者的罗素到中国讲学”。⑩他将讲学社误记为尚志学会了，却是从另一个侧面，同样反映了这一点。新文化运动是广义的概念，不能定于一尊，视为几个人的专利，而将他人创始同样有意义的事，都认作“令人沮丧”的另类，而有所贬抑。所谓梁启超主持讲学事宜，阻止了罗素与陈独秀、李大钊间的学术与思想交往，也属臆断。事实上，梁启超曾主动提出请陈独秀参与协调南下迎罗素事，而后者也确实出席了上海七团体欢迎罗素的宴会。(11)所谓“阻止”云云，于其时，既无必要，也不可能。陈、李与诸名哲直接交往不多，当有其他多种可能性，不应作过分解读。

由于其时中国思想界正处于激烈交锋的重要时期，不同政治派别与思想分野客观存在，人们对于名哲讲学，见智见仁，甚至各取所需；缘此，出现思想分歧与争论，乃至于猜疑，是正常的现象。胡适曾提醒担任罗素翻译的赵元任，不要被梁启超的研究系“利用提高其声望，以达成其政治目标”。(12)泰戈尔的讲演更受到了部分人的抵制。至于缘此引发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和“科玄之争”，更是人所周知。但是，这些并没有改变名哲乃中国进步思想界共同客人的事实；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其展开的过程，彰显了名哲讲学与中国思想界变动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