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欧战后，东西方各自都面临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在此特殊的语境下，外国名哲应邀来华讲学，其层次之高，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和影响之广泛，都使之成为了欧战后西学东渐的文化壮举。

名哲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对所涉及的教育、哲学、诗歌诸领域的影响在内；但其中既深且远者，无疑在于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郭湛波于1934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就已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中国近五十年思想最大之贡献，即在西洋思想之介绍。”“这些介绍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影响甚大，尤以杜威、罗素之来华讲学(为最)。此外如德国哲学家杜里舒之一九二二年讲学，印度大诗人、哲学家太戈尔之一九二三年之来华讲学，都给中国思想上不少的痕迹。”(125)不过，他的结论尚嫌抽象。实则，具体说来，主要有三：

其一，名哲讲学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有力地营造了追求新知与开放的社会氛围，从而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由于组织者精心安排，名哲讲学借助讲坛、报刊与出版等多样化形式，其整体效应被发挥到最大化。此外，名哲讲学多受到各省最高当局的高规格礼遇，也大有助于提升它的社会影响力。百如在谈到杜威讲学将产生积极和重大的社会效益时，这样写道：“我们在国内的人，居然有机会把世界第一流的学者请了来，听他的言论，接近他的声音笑貌，这样的幸福是不容易得的。他所说的，我们多数人或者未必全能领会和了解，但在‘观感之间’所得到的，也就不少了。”在社会新旧思潮冲突之际，“这时候有一个大家尊仰的‘论师’在我们中间，新思想就得了一个很好的指导，很有力的兴奋。顽旧的人，能听听这样名哲的议论，或者能受些感化，换些新空气，也未可知。”(126)他的判断是客观的，而持续六年之久的五位名哲讲学所产生的整体社会效益，自然会更加有力地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其二，名哲讲学与中国思想界间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名哲讲学在助益国人思想深化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与演进，终至为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及其归趋服膺马克思主义和“以俄为师”的历史进程，打上了自己的印记；罗素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前后巨变，其所以能超越自我，显然也得益于对中国思想界自身活力的积极吸纳；而杜威的学生刘伯明则认为，杜威缘于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进一步理解，不仅助益他反省“美国之精神”的自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修正了自己的学说：“然其于此不啻将其平素主张之哲学，加一度之修正也。”(127)这些都反映了外国名哲与中国思想界的互动。

其三，名哲讲学在西学东渐史上的意义。近代欧风美雨沛然而至，早期多赖传教士，甲午后则更多是赖留学生假道日本引进。前者虽为西人，但层次低，且受宗教的局限，影响有限；后者影响虽大，贩自日本，又不免于耳食之言为多。欧战前后，国人多转而留学欧美，得登堂入室，以眼见为实。这是西学东渐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需要指出的是，名哲讲学适逢其时，大大地深化了此种转折的内涵。杜威、罗素这样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欧美重要学者(泰戈尔虽为印度学者，却有同样的意义)先后集中来华讲学，以现身说法，向国人讲述他们身在其中的社会及其现代思潮的变动，并对中国社会的改革运动提出各自的建议；这对于国人来说，不仅也是一种“眼见为实”，而且别具魅力。名哲讲学异同互见，各成一家之言，它让国人进一步看到了“西学”自身的多样性。而罗素对于苏俄，既有肯定，又有尖锐的批评，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对自己关于中国道路问题的见解最后作出了带根本性的修正；这固然引起了国人的激烈争论，但同时却又令国人不仅看到了罗素的真诚，而且更重要的是，进一步理解了西方学理与中国现实间的差异，以及中国人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学会独立选择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从西学东渐史上看，名哲讲学助益了五四后中国思想界归趋更加理性的发展方向，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五四前后是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名哲讲学为之注入了新鲜的思想活力，从而助益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名哲们也许并不自知，但近代的中国历史却记住了它。

注释：

①冯崇义：《罗素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92、102页。

②参看拙著《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

③陶菊隐：《蒋百里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52页。

④《讲学社欢迎罗素之盛会》，《晨报》，1920年11月10日，第3版。

⑤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8、2009页。

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7-919页。

⑦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

⑧《张君劢致讲学社书》，《改造》第3卷第6号，1920年12月15日，第110页。

⑨《王光祈旅德存稿》，《民国丛书》第5编(75)，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影印，第469页。

⑩冯友兰著，蔡仲德编纂：《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1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20页；《各团体欢迎罗素博士纪》，《申报》，1920年10月14日，第10版。

(12)赵元任：《从家乡到美国——赵元任早年回忆》，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

(13)详见拙文《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第82—106页。

(14)名哲中的泰戈尔虽非西方学者，但他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战后曾游历欧洲，对东西方文明有独立的思考与评论，为世界所关注，这能够使他发挥此种桥梁的作用。

(15)袁刚等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以下简作《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页。

(16)《杜威在华讲演集》，第675页。

(17)《杜威在华讲演集》，第265页。

(18)罗素著，陈启伟译：《罗素自传》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页。

(19)徐志摩：《罗素又来说话了》，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1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7、368页。

(20)袁刚等编：《中国到自由之路——罗素来华讲演集》(以下简作《罗素来华讲演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8、289页。

(21)高一涵：《罗素的社会哲学》，《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第2页。罗素这里所说的“欲望”，相当于“理性”。

(22)《社会改造原理》，《罗素来华讲演集》，第3页。

(23)余家菊：《译者的短语》，《晨报》，1920年10月1日，第7版。

(24)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5页。

(25)杜里舒著，张君劢译：《生机主义与教育》，《新教育》第5卷第5号，1922年12月，第1027页。

(26)《东方杂志》第20卷第8号，1923年4月25日，第93页。

(27)邹虚真：《现代西洋哲学之概观》，《新时代》第1卷第1期，1923年4月，第18页。

(28)菊农：《杜里舒与现代精神》，《东方杂志》第20卷第8号，1923年4月25日，第112页。

(29)孟禄著，王仲达译：《影响教育问题之新势力》，《新教育》第4卷第4号，1922年4月，第590页。

(30)泰戈尔著，枕江译：《印度泰莪尔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论》，《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0期，1920年4月27日，第37页。

(31)《晨报》，1921年2月27日，第7版；2月28日，第5版；4月1日，第2版。

(32)详见拙文《五四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33)《讲学社欢迎罗素之盛会》，《晨报》，1920年11月10日，第3版。

(34)《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2、183、184页。

(35)《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第1页。

(36)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498、503、507、508页。

(37)见《梁漱溟全集》第4卷。

(38)《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13页。

(39)《杜威在北大师生欢迎蔡元培校长回校大会上致词》，《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9月22日。

(40)杜威：《学问的新问题》，《杜威在华讲演集》，第153页。

(41)杜威：《习惯与思想》，《杜威在华讲演集》，第550页。

(42)罗素：《中国到自由之路》，《罗素在华讲演集》，第301页。

(43)庄泽宣：《介绍门罗博士》，《新教育》第4卷第1号，1920年5月，第101页。

(44)《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685页。

(45)《学灯》第4卷第5册，1922年6月3日，第3版。

(46)冯友兰：《一种人生观》，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47)《沪七团体欢迎罗素记》，《晨报》，1920年10月16日，第3版。

(48)《晨报》1920年10月19日第7版，同时刊登了对立的两文，即陈的是文与F. L的《改造社会与保存国粹》。

(49)见皓明《国人对于罗素的误解》，《晨报》，1920年10月20日，第7版。

(50)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青年》第6期，1923年11月24日，第3页。

(51)[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458页。

(52)参看拙文《新文化运动与反省现代性思潮》，《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

(53)《罗素致柯莉》(1920年10月18日)，转引自冯崇义《罗素与中国》，第201页。

(54)陈宝泉、陶知行、胡适编：《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中华书局1923年第4版，第94页。

(55)《孟禄与中国教育界同人在中央公园饯别会之言论》，《新教育》第4卷第4号，1922年4月，第662页。

(56)蒋梦麟：《西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页。

(57)参见拙文《五四后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5—21页。

(58)效春：《文化运动的初步》，《时事新报》，1920年6月6日，第29版。

(59)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04页。

(60)《杜威在华讲演集》，第5、17页。

(61)《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30、438页。

(62)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63)《瞿秋白文集》编辑组编：《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1、55页。

(64)《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12、516页。

(65)《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9、120页。

(66)丸山真男著，区建英、刘岳兵译：《日本的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6页。

(67)《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

(68)《李大钊文集》下，第67、68页。

(69)李大钊：《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李大钊文集》下，第378、379、380、382页。

(70)《独秀文存》，第189页。

(71)《独秀文存》，第273、276、277页。

(72)《独秀文存》，第277页。

(73)梁漱溟：《中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14页。

(74)《独秀文存》，第277页。

(75)陈独秀：《致罗素先生》，《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2页。

(76)陈独秀：《答冯菊坡先生的信》，《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83、84页。

(77)杜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杜威在华讲演集》，第60页。

(78)杜威：《共和国之精神》，《杜威在华讲演集》，第22页。

(79)杜威：《民本政治之基本》，《杜威在华讲演集》，第127页。

(80)杜威：《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杜威在华讲演集》，第13页。

(81)杜威著，张崧年译：《民主与革命》，《新青年》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1日，第8页。

(82)杜威：《社会结构学》，《杜威在华讲演集》，第258页。

(83)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上，第594页。

(84)李大钊：《Bolshervism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上，第598、599页。

(85)李大钊：《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李大钊文集》下，第577页。

(86)《晨报》，1920年10月1日，第3版。

(87)《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1月1日；《批评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罗素——一个失望的游客》，《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

(88)罗素：《社会结构》，《罗素在华讲演集》，第290页。

(89)罗素：《罗素自传》第2卷，第124页。

(90)梁敬钅享：《与罗素同船之一封书》，《晨报》，1920年10月26日，第3版。

(91)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1921年1月17日，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216页。

(92)《沪七团体欢迎罗素记》，《晨报》，1920年10月16日，第3版。

(93)罗素：《罗素在华讲演集》，第303、304页。

(94)《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71、72页。

(95)《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35、136页。

(96)《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52页。

(97)张东荪：《后言》，《哲学》1921年第3期，附录，第98页。

(98)《胡适全集》第29卷，第355、356页。

(99)《胡适全集》第29卷，第361页。

(10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101)《胡适全集》第20卷，第555页。

(102)《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26、227页。

(103)《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第67页。

(104)《中国青年》第6期，1923年11月24日，第4、5页。

(105)《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366页。

(106)《中国青年》第15期，1924年1月26日，第9、10页。

(107)陈独秀：《巴尔达里尼与太戈尔》，《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495页。

(108)泽民：《太戈尔与中国青年》，《中国青年》第27期，1924年4月18日，第6页。

(109)林根：《两年来的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第100期，1925年10月10日，第36页。

(110)《须发皓白之印度诗哲》，《晨报》，1924年4月26日，第6版。

(111)《泰戈尔第二次讲演》，《晨报》，1924年5月11日，第6版。

(112)爱德华?W.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9页；萨义德著，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12页。

(113)《泰戈尔第二次讲演》，《晨报》，1924年5月11日，第6版。

(114)蔡和森：《英美协会欢迎太戈尔》，《蔡和森文集》，第436页。

(115)蔡和森：《英美协会欢迎太戈尔》，《晨报》，1924年4月26日，第6版。

(116)倪培耕编选：《泰戈尔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363页。

(117)《泰戈尔在京最后的讲演》，《晨报》，1924年5月13日，第6版。

(118)《泰戈尔第二次讲演》，《晨报》，1924年5月11日，第6版。

(119)《泰戈尔有意游俄》，《晨报》，1924年5月15日，第6版。

(120)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青年》第6期，第4、5、6页。

(121)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全集》第4卷，第658页。

(122)《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87、388页。

(123)《泰戈尔第二次讲演》，《晨报》，1924年5月11日，第6版。

(124)《泰戈尔在京最后的讲演》，《晨报》，1924年5月13日，第6版。

(125)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页。

(126)《美国教育者杜威》，《晨报》，1919年5月14日，第7版。

(127)刘伯明：《杜威论中国思想》，《学衡》第5期，1922年5月，第5页。

来源：《近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