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名哲讲学与中共提出“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

对于名哲讲学，人们既各是所是，各取所需，它在助益思想深化的同时，自然也加速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1925年胡适为《朝鲜日报》撰写《当代中国的思想界》，他介绍欧战后“中国的思想冲突”，正是从名哲讲学说起。他说：“中国青年人在欢迎约翰?杜威和罗素两氏时，西洋近代文化遭到攻击，这在多数人的心目中，自然蒙生了心理上的冲突。”(101)梁启超等人固然缘是加固了自己新的思想支点，得以在新文化运动中独树一帜；原来新文化运动队伍中的陈独秀与胡适诸人，也因其催化，而渐行渐远。

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内部分裂与中国思想界渐次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代表)、自由主义(胡适代表)、保守主义(梁启超代表)三足鼎立的格局，人多耳熟能详。对此，本文不拟重复，而是要指出：随着新创立的中共于1922年通过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它在思想战线上也相应地提出了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的重要主张，这对于名哲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时为推进国民革命，正自觉借唯物史观对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与思想分野作阶级分析。1923年1月他发表《反动政局与各党派》一文，主张各派进步人士“加入打倒军阀官僚的联合战线”。所谓进步人士，他提到了：全国工友、国民党诸君、“好政府主义者”、青年学生、工商业家、益友社、研究系左派、政学会诸君等，范围十分广泛。这里自然包括了胡适与梁启超诸人在内。(102)同年7月，陈又发表《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建立思想界革命联合战线的目标。他说，由于中国社会经济仍停留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所以不仅政治是封建军阀的，社会思想也仍然是封建宗法的。号称新派的蔡元培、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章士钊等人，“仍旧一只脚步站在封建宗法的思想上面，一只脚或半只脚踏在近代思想上面。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只有胡适之”。“适之所信的实验主义和我们所信的唯物史观，自然大有不同之点，而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103)在思想界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固属极具创意的重要思想；但是，陈独秀只主张与胡适等组成联合战线，显然又不包括被视为“半新旧”人物的蔡元培、梁启超诸人。这与其上述《反动政局与各党派》的见解不一致。同时，被排除在联合战线之外的这些半新旧的人物，是敌是友？他未作说明。但是，同年11月邓中夏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一文中，却明确地将梁启超诸人为代表的所谓“东方文化派”，说成了是胡适等代表的“科学方法派”与陈独秀等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应当联合加以攻击的“非科学的”“反动派”。(104)这是陈独秀的本意吗？

一个月后，陈独秀发表重要长文《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系统阐述了他对于中国革命的总体战略构想。他指出，国民革命虽是资产阶级的性质，但它却是需要各阶级合作的大革命。其中，特别强调“非革命”知识分子也是间接的革命力量，再次重申了建立革命思想联合战线的重要性。他写道：“正因为知识阶级没有特殊的经济基础，遂没有坚固不摇的阶级性。所以他主观上浪漫的革命思想，往往一时有超越阶级的幻象，这正是知识阶级和纯粹资产阶级所不同的地方，也就是知识阶级有时比资产阶级易于倾向革命的缘故。就是一班非革命分子，他们提出所谓‘不合作’、‘农村立国’、‘东方文化’、‘新村’、‘无政府’、‘基督教救国’、‘教育救国’等回避革命的口号，固然是小资产阶级欲在自己脑中改造社会的幻想，然而他们对于现社会之不安不满足，也可以说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105)这又恢复了他在《反动政局与各党派》一文中的观点，所谓半新旧的梁启超等人，也重新被视为“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纳入了联合的对象，无异于是对邓中夏观点的否定。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仅隔一个月，邓中夏又发表《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虽强调是要进一步阐发陈独秀的见解，但实际上与前者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阐述的观点，仍然大相径庭。他说，“我们应该结成联合战线，向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他所谓的“反动的思想势力”，却是打击一大片，将许多上述陈独秀主张团结的力量，都赶到了敌人一边去了：“再明显些说，我们应结成联合战线，向哲学中之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傅铜等包括在内)，梁漱溟；心理学中之刘廷芳(其实他只是一个教徒，没有被攻的资格)；政治论中之研究系，政学系，无政府党，联省自治派；文学中之‘梅光之迪’等，和一般无聊的新文学家，教育中之黄炎培，郭秉文等，社会学中之陶履恭，余天休等这一些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战线不怕延长呀！战期不怕延久呀！反正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106)陈独秀的上述文章都是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前锋》上，显然在党内具有权威性；邓中夏的文章则发表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新创办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15期上，陈独秀也不可能不知道，那么，他的态度究竟如何呢？

随后，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华讲学。考察陈独秀的态度，恰好成了我们对其在思想界建立联合战线思想的一次实际检测。

1924年4月中，泰戈尔来到中国。在后来三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在上海、杭州、北京各地讲演，听者动辄数千人，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晨报》、《时事新报》、《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报刊都辟有专号或专栏，广为宣传。郑振铎等人还在文学研究会内专门成立了泰戈尔研究会。泰戈尔在北京更受到了梁启超、熊希龄、范源濂、胡适等众多名流的隆重接待。尤其是5月8日为泰戈尔举办的64岁诞辰祝寿会，由胡适主持，另有赠名典礼由梁启超主持，最后由林徽因、徐志摩等饰演泰戈尔的剧本《齐德拉》，将其在华讲学推到高潮。

但是，与此同时，陈独秀却以《中国青年》为中心，发起抵制活动，使泰戈尔的整个讲学蒙上了阴影。陈独秀连续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欢迎太戈尔》等十余篇文章；《中国青年》则出有专号，对后者的指斥不遗余力。他们不仅认为，泰戈尔是极端反对科学、物质文明和抵拒西方文化的东方顽固派，而且指斥他与梁启超等的研究系和“东方文化派”相勾结，无非要消磨中国青年革命的锐气和充当帝国主义的说客。陈独秀在文中借朋友的话说：“太戈尔的和平运动，只是劝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象自己一样向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的忍耐、服从、牺牲，简直是为帝国主义者做说客。”(107)泽民也认为，“他是印度的一个顽固派，纵不是辜鸿铭康有为一类老顽固，也必是梁启超张君劢一类新顽固党的人物”。(108)林根干脆说，“科玄之争”后，泰戈尔被研究系请来，就是为了壮大后者的势力，并以空想玄虚的东方文化，“磨灭青年与现实环境奋斗的革命精神”。(109)包括陈独秀的在内，许多文章甚至不惜作人身攻击。当然，更偏激的是，组织散发传单和冲击会场。这些都造成了讲学的不和谐与泰戈尔老人沉重的心理负担。

陈独秀等人担心泰戈尔过分颂扬东方文化和“精神文明”，会对革命青年产生消极影响，固然不无道理；但却反应过度，失之偏激。首先，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批评太过简单化。泰戈尔是著名的东方文化论者，他对西方文化的批评容有过当，但意在反省现代性并为被压迫民族张目，绝非反对科学、主张复古的顽固派。他在北海欢迎会上说：“世人常谓余排斥西人物质文明，其实不然。西方的科学实为无价宝库，吾侪正多师承之处，万无鄙视之理。”(110)又说：“西方文明重量而轻质，其文明之基础薄弱已极，结果遂驱人类入于歧途，致演成机械专制之惨剧”，借科学机械从事侵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东方人不应崇拜西方，不然必受其害。“吾人分所应为者，乃对于一切压迫之奋斗、抵抗，以求到达于自由之路。”(111)其主张的基本取向，并无大错。泰戈尔在本国不仅是著名的爱国者，更是革新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成立的国际学院倡导东西方文化融合，享誉世界。美国著名学者萨义德，因之称赞他是殖民地国家具备自我批判精神的“伟大知识分子”的“典型”，是“民族主义队伍中的杰出人物”。(112)胡适也说，“泰氏为印度最伟大的人物”，他推动印度的文学革命，“其革命的精神，实有足为吾青年取法者，故吾人对于其他方面纵不满于泰戈尔，而于文学革命一端，亦当取法于泰戈尔”。(113)其次，是情绪化的抹黑，缺乏说服力。陈独秀诸人将泰戈尔说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英美协会在六国饭店宴请泰氏，更被说成是新的铁证：“谁知太戈尔爵士之来于研究系的关系之外，还有帝国主义的关系呢？”(114)但事实正相反，泰戈尔在宴会上的讲话，公开反对国家主义，批评日本展出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兵器，令人厌恶。并谓美国“只知有己，藐视他国，殊与耶教原理不符，并与人道有伤”。(115)泰戈尔不仅是伟大的爱国者，也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代言者。他在临去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文明的危机》中，还在怒斥英国对中、印各被压迫民族的野蛮侵略。(116)足见，攻击多为情绪化的抹黑，并无根据。至于将泰戈尔讲学说成是研究系因在“科玄之争”中失败，特意请他来为自己打气，胡适便不认同，他挺身而出，为之辟谣，自然是最为有力。他说，“这话是没有事实的根据的”，因为泰氏代表联系访华事在论战发生之前。“我以参战人的资格，不能不替我的玄学朋友们说一句公道话。”(117)

与陈独秀诸人的抵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与苏联的驻华使馆却竞相邀请泰戈尔访问本国。1924年5月10日，日使馆派人访泰氏，说：“中国既无人了解君，君何必久留此地？”(118)次日下午，泰氏应邀访苏联使馆，后者的代表极表欢迎访苏，并谓：“就政治上说……本国对于世界被屈服之民族，极愿加意提携。且年来受西方物质文明之损害，亦复不少，实有共同合作之必要。就学术上说，则俄之托尔斯泰，在十九世纪早唾弃物质文明，实与东方精神文明之旨相契合云云。”(119)日本的态度可不置论，但苏联对泰戈尔的态度与主张“以俄为师”的陈独秀诸人的态度，大相径庭，岂非耐人寻味并足资反省？

至此，不难看出，陈独秀提出的国民革命当团结“非革命”知识分子，结成思想界联合战线的重要思想，并没有坚持到底。他组织抵制泰戈尔的活动完全违背了自己这一正确的主张。上述邓中夏的偏激自然也不是偶然的了。事实上，从总体上看，其时陈独秀关于建立思想界联合战线的思想远未成熟，上述几篇文章的表述反反复复，模棱两可，都反映了这一点。实际上，他只钟情于和胡适等的联合，这不仅因为后者本来就曾是共同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战友”，而且还在于他相信唯物史观与实验主义有共同点(事实也是如此)，在反对封建思想与军阀统治中可以合作。邓中夏也说，二者“是真新的，科学的”，尽管前者较后者远为彻底。他们始终对梁启超诸人抱有戒备心理，也不仅因为后者的研究系背景，而且还在于他们主张“东方文化”，被目为代表封建思想。故邓中夏所谓“在现在中国新式产业尚未充分发达的时候，劳资阶级尚有携手联合向封建阶级进攻的必要；换过来说，就是代表劳资两阶级思想的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尚有联合向代表封建思想的东方文化派进攻的必要”的见解(120)，同样反映了陈独秀的思想。其思想的自相矛盾，只能说明他甫转向马克思主义，还不可能正确地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分析中国现状和避免误区。

事实证明，陈独秀等人抵制泰戈尔的偏激作法，不仅没有结果，而且还使得他们原先设想的与胡适诸人联合的愿望，也进一步落空了。胡适从一开始便不接受陈独秀的善意。他后来回忆说：“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辨证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因为二者“根本不相容”。(121)在泰戈尔来华前，陈独秀曾约请胡适为《中国青年》反泰戈尔专号写一篇文章，但遭到了拒绝。(122)胡适对抵制泰戈尔的作法甚为不满，在泰戈尔于青年会作第二次讲演开讲之前，他先警告反对者说：对于泰戈尔持赞成或反对的态度，那是个人的权利；但是，无论赞成或反对，都应当了解泰戈尔，不然就是盲目的，没有意义。自己以前也是反对欢迎泰戈尔来华的，“然自泰戈尔来华之后，则又绝对敬仰之”，因为作为印度的最伟大人物和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其革命精神值得青年取法。(123)在泰戈尔在京最后一场讲演会上，胡适再次陈词，对上一次讲演会上有人散发传单极表愤慨。他说：散发传单本身违反了言论自由，因为自己不同意就要赶客人走，“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自己取消鼓吹自由的资格。自由的真基础是对于对方的主张的容忍与敬意。”泰戈尔的人格、文学革命的精神和他领导的农村合作运动，都已令吾人敬意。即此不讲，其个人人格、人道主义精神、慈祥的容貌，也都足以令吾人十分敬仰了，何以要如此无理呢！(124)胡适、蒋梦麟诸人原先都不赞成接待泰戈尔，但现在却都与梁启超等人站在一起，共同热情接待前者；陈独秀、邓中夏想联合胡适等以进攻梁启超诸人的想法，最终也事与愿违。

不过，也应看到，对新诞生的中共来说，学会以马克思主义正确指导中国革命，是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中共二大提出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思想和主张，固然开其后统一战线思想的先河，但远未成熟；其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分析国情尤其是思想界的分野出现某种偏差与不协调，并不足奇。换言之，上述的失误，并不影响她提出建立思想上革命联合战线主张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其时中共提出建立思想上革命联合战线的主张，实际上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并且在实际上取得了促进国共合作与推进国民革命的积极成效。这是需另文讨论的问题。其二，中共发动的对泰戈尔的批判，固然有失偏颇，但它在广大青年中进一步高扬了反帝爱国的革命热情，也是应当看到的。此外，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后来犯错误，主要是表现为政治上主张妥协退让的“右倾”，而这里在思想战线上表现出的却明显是“左倾”。这反映了他在思想上的矛盾性。然而，无论如何，泰戈尔作为最后一位名哲讲学者的遭际，又具有象征的意义：它再次突显了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变动间，始终存在的深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