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权与主权统一中推动话语体系转换

人权与主权是国际法中的两个基本概念，也是当今争论较大的理论是非问题。西方国家有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国家主权已经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人权的一个障碍，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必须限制和取消主权。为此，有人主张把各国政府撇在一边，由“世界议会”通过立法，由“世界政府”保护人权。这是一种将人权与主权对立起来的观点。基于这种观点，有些国家的决策者往往在“保护人权”的名义下，对他们认为侵犯人权的国家任意地进行干涉，甚至采取制裁或武装入侵行动，而根本不顾对方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说过，在建立世界新秩序时，不谈人权注定是要失败的，人权问题将是美国对外政策关心的主要问题，“我们的新外交将鼓励在使我们的世界发生变化的全球民主革命。”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最近发表文章，重复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认为“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权标准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世界共同体有责任确保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权标准得到尊重”。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不符合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实际上仅仅反映了西方国家以人权为借口，继续支配和控制世界的欲望。西方推行其人权的结果是，人权不仅没有得到促进，正常的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却遭到了破坏，人权遭到了更加严重的践踏。

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那个时代，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国的主权，却在中国领土上竭力维护自己殖民侵略的“主权”，甚至为了这一“主权”，彼此不惜大动干戈。今天，中国人民好不容易取得独立和主权以后，西方一些人却“教导”中国，主权过时了，没有意义了，应该放弃主权国家的权力，以适应全球一体化。美国、西方等国家推行“价值观外交”、高喊人权高于主权的实质，是要那些被他们认为缺乏人权的国家放弃国家主权，任由其一统世界。他们的目的不是促进和改善中国人权，而是将人权问题与中国国内问题挂钩，以人权为突破口，攻击中国政治制度，破坏中国社会稳定。人权只是他们敲打中国的一个现成工具。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大踏步走向世界，但走出国门后却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矛盾和冲突，中国明显地进入到一个与外界摩擦增多、与世界加深磨合的新的成长期。中国是奉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国家，需要与国际接轨，但中国又是以不完全市场经济的身份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除了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国家有差异外，国内许多人会以本国习惯和本地传统来理解国际规范和标准，中国特色明显。这一矛盾导致中国经常会与西方国家发生观点及立场上的分歧，其中人权上的分歧首当其冲。由于西方国家仍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者，经济、科技、人才等综合国力占强，从长远和整体利益出发，中国不可能同西方处处“对着干”。既然找不到超越人权观等意识形态分歧的捷径，又不能“硬碰硬”，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加强中国软实力建设，做好话语权的转换工作，处理好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化与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及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寻求国家主权和现实利益的平衡。

借力全球治理抢占话语权先机

全球治理是一种主体多元的政治合作体系，其目的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全球及国家间的原则、规范、计划和政策，来实现共同的目标和解决共同的问题。以金砖国家为主的新兴大国崛起和二十国集团出现后，美国“一超独霸”的地位开始下降，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一起设定有关议程，全球治理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呼吁加强全球经济治理，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西方国家为摆脱危机，减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负担，以“责任共担”为借口，游说中国参加更多国际组织，声称“全球治理”离不开中国的参与，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西方又希望通过国际制度来“治理中国”，严防中国对国际组织的规则制定和执行产生影响，阻止中国可能改变西方为主导的世界领导地位。对此，我们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既要看到西方国家借此减轻压力及转嫁危机的目的，也要看到在全球治理中，中国发挥大国作用，承担一定的责任，有助于自己话语权的建立。

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大国俱乐部中的一员”，既要优先考虑当前的现实利益，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又需承担大国的国际责任，适当满足国际社会对中国越来越多的期待。中国在世界上的双重角色，导致中国话语权上面临两难选择，“过”容易树大招风，“不及”会在话语权上占下风，要把握好度。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凡是发生贸易和其他争端时，西方总是有“理”。比如同是限制出口，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就不对，西方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就是对的，对和不对的标准，都由西方说了算。这里的“理”就是话语权。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有“理”。基于有效履行大国责任和维护国家利益拓展的双重考量，中国应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中的大国与国际责任之间的矛盾，善用中国责任，将其转化为中国扩大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筹码。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虽然任重道远，但参与其中，有助于推进中国话语体系转换，有利于中国因素在国际各体系中发挥影响，抢占话语权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