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探索“历史路标”，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战略思想，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问题和主要理论形态的内在逻辑和基本内涵

1859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所写的书评中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0](P603)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与思想进程的逻辑关联性，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重大问题和理论形态的逻辑关联性，更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战略思想，在“问题”方式上，表现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四个重大问题；在“形态”上，体现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主要理论。四个重大问题贯穿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全过程，渗透于三大理论形态之中。对四个重大问题和三大理论形态之间关联性的理解，既是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基本内涵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内涵的基础。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搞清楚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战略思想，体现了“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历史过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四个重大问题和三大理论形态发展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开创性理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性理论形态。无论是在历史过程还是在思想进程上，邓小平理论都是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回答为起点的。1977年7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一年多，邓小平就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3](P39)“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3](P43)在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P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起点。正是在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基础上，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起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逻辑起点。在走向新世纪之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科学发展观集中回答的就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理论形态发展的历史进程和重大理论问题发展的思想进程的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进程，根源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及其阶段性的变化进程，根源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战略思想，体现了“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的特征，对四个重大问题探索的历史过程呈现了三大理论形态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特征。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最先作出探索的重大理论问题，但是，邓小平理论并没有终结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江泽民认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实行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这个进程，还将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下去。”[4](P10)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本质要求、主要任务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等重大问题上，把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提到新的高度。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的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鲜明的特点和最突出的贡献，在于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1](P591)并且“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了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11](P592)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提出科学发展观过程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回答和解决。特别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从新的视角提高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切实加强社会管理等重要思想和改革举措的提出，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进入21世纪之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新认识的结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重于对党的建设问题的探讨，但是它同样没有终结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建设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是需要我们长时期回答的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力探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思想，提出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思想，强调以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主要任务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回答。党的十七大，胡锦涛再次强调：“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系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必须把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核心内容抓紧抓好。”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的新的探索和回答，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的发展。

无论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还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或者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的探索，贯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全过程，融汇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理论形态之中，凸现出三大理论形态内容上的前后一贯性和主题上的内在统一性。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战略思想，还体现了“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的特点，充分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在内容和主题上，三大理论形态既有同四个重大问题融汇一体的一面，也有对四个重大问题各自着力探讨的一面。邓小平理论着力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问题为主要内容；科学发展观则以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为主题。三大理论形态都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一定的历史时点上，也就是在“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的时点上，对一定的理论问题作出集中探索的。

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的探讨，是继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后的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主题。一方面，对这一问题的探索，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全过程；另一方面，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的历史起点上，成为“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问题，成为科学发展观着力加以考察的主要内容和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把发展看作是能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能否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问题、能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硬道理”，从思想观念上和政治意识上解决了中国为什么需要发展、为什么需要快速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发展问题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江泽民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十分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看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所在，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保证，把发展问题同党的性质、党的执政理念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牢牢把握发展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问题的关键时点，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提出了科学发展的新思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从经济实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人民生活水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文化繁荣、社会建设和管理、对外开放等八个方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新的阶段性特征作了新的概括。[12](P10-11)这些新的概括表明，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们必须坚持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当作当代中国的最大的实际。这些新的概括，是对我国现阶段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的新的全面的探索，是对科学发展目标和任务的新的界定。立足国情要和当今世界变化的新情况和新特点结合起来。这些新的概括，就成为科学发展观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作为“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问题加以探讨的最深刻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