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早在19世纪中叶即已开始萌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迅速发展，早已成为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多年来《中国史学史》却从不写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的历史。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公布了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中国世界历史教学和研究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摆在我们面前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以为，加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史学史研究，首先明确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理论成就，应是其中之一。

一、周谷城对“欧美中心论”的批判

1949年，周谷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有现代科学意义的《世界通史》，由商务印书馆出

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收有周谷城《世界通史》，2000年；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文库”，收有周谷城《世界通史》，2005年。又，商务印书馆1958年出版《世界通史》修订本第三册。）这部著作从史观、理论、方法和内容，和当时在我国有广泛影响的韦尔斯著《世界史纲》、卡尔顿?约?亨?海斯等著《世界史》截然不同。撰写此书时，周谷城虽参阅外文史学名著100多种，如 12卷本《剑桥古代史》、14卷本《剑桥近代史》，以及斯密兹25卷本的《史家世界史》等，但该书却与上述著作中宣扬的“欧洲中心论”反其道而行之。

周谷城是我国史学界最先起来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之一。早在1940年代，他就提出世界各地区都在日趋联系交往之中，世界史应该是关于世界整体的历史，应该具有世界性。而当时几乎所有的世界通史教科书，都以欧洲为中心，全然欧洲史一样。他的《世界通史》打破了“欧洲中心论”，而以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的相互关联、日渐融合为主旨，描绘了世界文化彼此交流和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他认为世界是一个多元的有机整体，尽管世界上多文化区、多国度并存，但它们并非各自孤立活动，而是从开始就蕴涵着彼此间互相往来、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必然趋势。

在《世界通史?弁言》中，周谷城从四个方面，就“什么是世界通史”进行了基本的理论阐释。他说：“一、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本人不认国别史之总和为世界通史，故叙述时，力避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之关联。”“二、欧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所在。欧洲学者著世界通史，偏重欧洲，情有可原；且十五世纪以后，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本也非常活跃。但十五世纪以前，所谓世界活动，几乎只限于亚、欧、非三洲之间，因此我们断不能忽视亚洲及欧亚之间的活动。故书中叙述，力求平衡，期毋太偏重于某一方面或区域。”“三、进化阶段，不能因难明而予以否认。世界各地历史的演进，无不有阶段可寻……著者虽力避机械的公式主义之嫌，然进化阶段，却不能抹杀。故凡可以指明之处，必予指明。”“四、概括的叙述不能转为抽象的空谈……由描写到概括，由具体到抽象，这是合乎科学上之经济的原则的。但黑格尔把抽象的‘理念’，作为具体的事情之所由生，先具体的事情而存在，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了。我们很重概括的叙述，但不能离开具体的事实而作抽象的空谈。本书的篇、章、节、目，都从具体事情中概括出来的，但并不是抽象的观念。” （周谷城：《世界通史》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4页。）周谷城的上述认识，突破了“欧洲中心论”的束缚，强调世界各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这对中国的世界史建设有开拓性的作用。

周谷城在《世界通史》中，以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他独树一帜，将中国历史写入，也招致一些人的指责，认为这种撰写的方法是宣扬“中国中心论”，而且还是“汉族中心论”。周谷城强调，中西文化的交融，只能是相互渗透，绝不会由一方取代另一方他认为，今后世界文化的发展，不会是纯粹的东方模式或西方模式，而是会走向综合。西方文化到中国来，中国文化到西方去，其结果如何呢?只会使双方的文化更为丰富多彩，更为进步，不会有消极的结果，不会破坏或有损于各自的固有文化。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绝不是谁吃掉谁，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一种平衡过程。周谷城讲授《世界通史》时，主张着眼全局、统一整体，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并相继发表过《史学上的全局观念》(1959)、《论西亚古史的重要性》(1960)、《论西亚古史研究的重要性》(1961)、《古代西亚的国际地位》(1961)、《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1961)、《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 (1961)、 《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 (1961)、 《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1981)、《世界是多元的整体》(1988)等论文，明确指出世界史不应以欧洲为中心，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只能是‘‘欧洲史”，而不是完整意义的“世界史”。周谷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对推动国内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影响深远。值得提出的是，周谷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并不是置事实于不顾，否定欧洲在世界近代历史中作用。例如，在《世界通史》第3卷中，集中论述了欧洲文化的发展；世界范围的扩大，16—18世纪世界历史的迅速发展，重点在欧洲。不言而喻，“欧洲中心论”，和从事实出发，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的“欧洲的中心作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20世纪80年代初，复旦大学历史系根据教育部的安排，准备编写《世界通史》，周谷城接受了历史系的邀请，同意参加这项工作。但编写新的《世界通史》并非易事，所以先将周谷城的3卷本《世界通史》再版。周谷城在再版新序中，重申了他关于《世界通史》的四点基本主张，同时分析了他自己编写这部《世界通史》的体系，那就是“在消极方面，完全排斥了以‘西方为主体’。以‘西方外为附庸’的偏向；在积极方面，力求突出世界史在发展中各部分的‘日趋联系’，从而得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有机统一体’。这个‘有机统一体’分而言之就是：第一篇远古文化之发展，第二篇亚欧势力之往还，第三篇世界范围之扩大，第四篇平等世界之创造。只惜第四篇因当时时间仓促，未及写完，只列举了目录。我的写法未必很好，但与西方或欧美学者的写法完全不同”（周谷城：《世界通史》第1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页。）。这种不同，主要表现为历史观念的完全不同，周谷城写的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史，而非对欧美学者撰写的世界通史的重复或复制。周谷城的《世界通史》的体系，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