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特色世界历史理论体系初探

19世纪中期，近代中国世界史研究从其萌生起，就存在着脱离中国传统史学的倾向。这在当时固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借助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批判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糟粕，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历史观念，但是，如果走向极端，则会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史学，包括中国传统史学的积极内容。这样，一方面不能主动地汲取中国传统史学的有益内容来丰富、完善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另一方面，不能从中国史学的传统和实际出发，科学地认识和分析西方史学理论中的精华和糟粕，使一些人盲目地、不加分析地将自己的研究纳入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框架之中，出现了对外国史学理论误用、滥用的倾向。这种状况来源于某些研究者历史思维、历史认识中的一个误区：似乎中国传统史学对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没有任何价值，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要进行世界史研究，只能借助于外国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建立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的必要性，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世界历史研究，有无自己的理论体系，往往成为衡量这个国家世界历史研究学术水平的标志。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虽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实际上却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世界历史研究发展的结果。1990年，吴于廑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导言“世界历史”，集中体现了他的“世界史宏观体系理论”。这是我国世界史研究中有丰富的全球史观思想的新的世界史体系。1982年，他在论及“世界史宏观体系理论”时写道：“提出问题和考虑研究问题的方法，只不过是一项工作的开始……从事世界史这门学科的，如果不充分运用专门研究的成果，不从全局作比较综合研究，就难以适应我们所处时代对世界史这门学科的要求，说明不了历史怎样成为世界的历史，为了在这门学科中作一点新的尝试，改变一点在我国这门学科中行之已久的旧格局，在今后一段有限的岁月之内，与有志于此的同志们协作，研究上面说到的课题，我想是值得的。很有可能，这个尝试会一时取不到成果。但我相信，世之所需，挫而不败，后继的力量将会应时而起。”（《吴于廑文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7—458页。）

斯宾格勒、汤因比、G．巴勒克拉夫和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自己的著述中，对“欧美中心论”有不同程度的批判，尽管有些批判是不自觉的，并不彻底。吴于廑对这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指出西方史学的缺陷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克服。吴于廑强调：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主要内容，是“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1页。）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漫长的过程。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历史正是在不断的纵向、横向发展中，“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因此，“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吴于廑：《世界历史》，载《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l、5、15页。）

吴于廑指出，15、16世纪是人类历史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此时开始了农本经济向商品经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人类社会从分散、孤立、闭塞的原始状况向整体发展。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两个世纪所发生的历史，吴于廑主编了《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从整体角度探讨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改革、东西方农本经济的特点、发展状况、国家政策、航海贸易等当时国内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早在1985年，吴于廑即指出：“十五、十六世纪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亚欧大陆农耕世界东西两端封建国家的农本经济，在这两个世纪中都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耕织结合之趋于分解，生产之转向商品化，经营、生产组织和所有制之探求新的形式或某种改变，以及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按各自的历史条件，多少不等地显示出旧制度统治力的松弛，显示出更新的转折或转折的动向。与这些变化相伴随，在变化较剧烈，较深刻的亚欧大陆西端，航海活动开始越出了沿海和内海的局限，飞跃为跨越大洋的、连接世界新旧大陆的远航。由此，基于农本经济的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互相闭塞的状态，开始出现了有决定意义的突破。分散隔绝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页。）

齐世荣在论及新时期世界历史学科建设时曾指出，1978年以来中国学者对世界史体系的深入探讨，以吴于廑先生的成就“最为突出”（齐世荣：《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史及前景》，《历史研究》1994年第l期。）。吴于廑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其常年研究的结晶，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对中国世界史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对中国世界史学界关于世界史体系的探讨，有极大的推动和深化作用。这一理论已为大多数中国世界史学者所接受，它不仅在一些世界通史性的著作中表现出来，而且也有一些研究者对其进一步阐发，促成一些有影响的世界史研究成果问世。例如李植栅教授主编的《宏观世界史》和《整体世界历史初探》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史学科理论建设在强调“世界眼光”的同时，也将建立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的问题提上日程。这不仅在学术上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世界历史学科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西方一些学者鼓吹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全球化”也必将随之而来，预言未来将实现“全球文化的同质化”，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单一的西方文化将取代世界多样性的文化。针对西方理论家所谓“文化全球化”的理论，如何建立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已成为急待解决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