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世界历史研究

“文革”结束后，中国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是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1979年3月，中国历史学规划会在成都召开时强调，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是恢复在“文革”中受到严重摧残的中国史学的重大举措之一。

1983年4月，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刘大年的报告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共同的心声。他说：世界上一切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学说中，唯一真正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学说，是马克思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他系统地批判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新的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是中国世界史学学科建设、或中国世界史学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体系问题首先提上日程。“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为中国世界史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与中国社会发展相一致，包括世界历史学科在内，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拨乱反正，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果在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体系问题上思想混乱，缺乏自觉性，那我国的世界历史研究就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当时，我国世界史学者首先围绕着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体系问题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在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页。 l

“文革”结束后不久，陈翰笙在1978年和1979年先后撰写了《对研究世界历史的几点意见》(《世界历史》1978年第1期)和《关于编写世界历史的问题》(《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5期)，对宣传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不仅对刚刚恢复科研工作的世界历史研究所，而且对整个中国世界史学界，都有重要的意义。陈翰笙在《对研究世界历史的几点意见》中明确地指出了研究世界历史的意义。他说：“目前全世界无产阶级，担负着改造和推进世界历史前进的重任，尤其应当通晓社会发展的规律。如果不明白世界历史发展过程，那就难免重蹈覆辙，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问题很清楚，我们要了解世界，改造世界，就必须研究世界历史。”“世界史的作用，就是要让读者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懂得社会组织如何改变，人类如何进步的根本原因，从而使得这门科学成为我们从事革命实践的思想武器。这才能够称得上一部真正有用的世界通史。”陈翰笙还认为，拼凑各地区或各个国家的历史而编写的世界通史，不能使读者了解一种社会演变为另一种社会的内在原因，也不能了解怎样受到前一个社会的影响，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影响，而找出社会向前演变的规律。他认为，撰写一部有意义的世界通史，应说明世界历史演变的过程，揭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在研究工作中，他自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他说：“世界史是一门阶级性很强的学问，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可以得出全然相反的结论来。目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搏斗的时代。我们应当站在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立场来探讨整个世界的历史，决不可被资产阶级的史学家所蒙蔽。”（陈翰笙：《对研究世界历史的几点意见》，《世界历史》1978年第1期。）

200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齐世荣总主编的4卷本《世界史》，即古代卷、近代卷、现代卷和当代卷。这部世界史作为普通高校“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首先彻底摒弃了所谓“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陈规旧说。《世界史．当代卷》始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当代世界历史的转折，下限为世界更替、千年交接的世界，“更替”和‘‘交接”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国际格局多极化；联合国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等。这部著作的《前言》，对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从内容到文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关于“社会形态的更迭”这个被搞乱了的重大理论问题，编者写道：“马克思主义根据人类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不同性质，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诸阶段区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义制几种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应的几种社会形态。它们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但不是所有民族、国家的历史都一无例外地按照这个序列向前发展。有的没有经历过某一阶段，有的长期停顿在某一阶段。总的说来，人类历史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尽管先后不一，形式各异，但这个纵向发展的总过程仍然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当代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页。）这段话虽然不长，但却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从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客观事实出发，深入浅出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有很强的说服力。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经过30年的世界历史研究实践，我国世界史学者的理论素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在整体上已经有了显著提高，并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为世界史学科的今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世界历史研究中的历史分期问题以及各历史时期的主线和体系问题，始终是我国世界历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多有歧见的研究实践问题。2009年，在研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高校《世界现代史》教科书的框架时，学者们就划分时代的标准、世界现代史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内容、现时代的性质、世界现代史中的中国与世界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后编辑有《世界近代史的体系和主线》，20lO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大多数人认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北京：人民出版社，t995年，第257页。）。这是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划分人类历史的时代或科学地进行历史分期，只能以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社会形态为划分标准。时代的性质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体系内无法自行得到解决，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矛盾可能得到缓解，但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是不可逆转的。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世界历史时代，这是时代的本质特征。

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理论成就的取得，是当代中国世界历史研究合乎逻辑发展的结果。中国世界历史研究自萌生时起，就表现出这一研究始终与时代的主题同呼吸、共命运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有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特点必将赋予新的时代精神。随着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其理论建设定将取得更大的成绩。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