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个史学工作者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理论素养

历史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这是史学工作者加强自己素养的必然途径。有的人发表文章批评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存在重大缺陷，要用自己的观点去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影响是很坏的。也有人把斯大林妖魔化，把新中国史学工作者为之奋斗了几十年和几代人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一概说成是“联共(布)党史教程的体系”。其实质在于通过抹杀斯大林来全盘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指导地位。对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毫不含糊地在史学工作者中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历史问题，不能让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潮蔓延。

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而建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我们是一定要坚持的。诚然，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绝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套，因为不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要一个不漏地经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但是，我们在观察社会问题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考察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现在史学界有人否定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划分，从表面上看是在讲学术问题，实质上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最终的归结点是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否认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要害，就是要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是我们必须坚守的一块阵地，绝对不能放弃，如果我们从这个阵地上退缩一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要被人家攻破。

下面我举一些有共性的能和大家交流的例子，请大家看看究竟是唯心史观能揭示历史的真相，还是唯物史观能揭示历史的真相。

第一个例子是目前在出版界和学术界比较热的余英时先生的例子。余英时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学贯中西。余先生是钱穆先生的高足，是钱先生到新亚以后培养出来的第一位高才生。余先生有一部很有名的书叫《清代思想史的新解释》，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见解，叫“内在理路说”，是研究学术史的人公认的创见。新中国成立后，大陆一度受“左”的影响，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往往把历史问题简单化，没有深入到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去寻找历史发展的线索，往往只分析一些外在的原因。余先生深入到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当中去揭示问题，这是他的一个贡献。但是，余先生因为对唯物史观成见太深，对共产党成见太深，因此蓄意不讲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影响，不讲学术发展受客观社会环境制约这个基本的道理。而他的老师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却提出“学术流变，与时消息”，就是说学术的发展演变是和时代步伐吻合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主张，是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谋而合，可以产生共鸣的。余先生蓄意不讲这个主张，只讲“内在理路”，结果很多问题说不通，无法做出准确的解释。我认为，谈思想，谈学术，一定要把思想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我建议今后修当代史，写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不仅要借鉴余英时先生提出的“内在理路说”，在内在逻辑上去下工夫，而且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来分析建国以来学术发展的脉络，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第二个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国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个引起不少学者关注的事情。这是由历史博物馆一位老先生在《文物》杂志上公布早年毛主席送给该馆收藏的王夫之亲笔写的一篇《双鹤瑞舞赋》而引起的。这篇赋在王夫之诗文集中没有，是王夫之的手迹，很有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历史博物馆的这位老先生很值得人尊敬，学问很大，尤其是对古董的鉴识很有眼光。当然，他也有失误，在王夫之的这篇赋的鉴识上，这位老先生就失误了。王夫之这篇赋写的是“赋赠安远大将军”。这位老先生没有花工夫认真检索历史文献，就把安远大将军判断为是康熙十三年清政府派到湖南前线剿平吴三桂叛乱的将军尚善。王夫之在赋中说了很多恭维大将军的话，如果这篇赋真是写给清政府派到前线总指挥的，那王夫之的民族气节就大成问题了，对王夫之的评价就要重新做了。我们都知道，王夫之是很有民族气节的思想家、学问家。这篇赋一公布，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一些搞哲学史的学者就跟随这位老先生的判断，为王夫之重新做了年表，重新写了很多关于评价王夫之民族观和气节的文章。这成为当时在王夫之研究、清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首先要把历史的真相弄清楚，要用我们创造性的劳动把历史的真相原原本本揭示出来。我读王夫之的书很多年，没有发现王夫之晚年在民族气节上有失节的现象和可能，也没有发现王夫之与清朝的高级将领有往来的事情。于是我就花工夫读这篇赋，结果从赋前边的序中看到，王夫之赋赠的这位大将军，不是赴湖南前线，而是在广西桂林。因为赋里说得很清楚，“望秀峰，梦漓水”，而秀峰、漓水指的都是桂林。我沿着这个线索继续寻找史料，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和清朝派到湖南平叛的安远大将军的同时还有一位安远大将军，这就是驻扎在桂林参与吴三桂叛乱的孙延龄。他举起叛清的旗帜后，自封为安远大将军。我通过若干历史文献的考证，用事实来说话，恢复了历史的真相，总算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在王夫之研究中出现的这个起伏已经过去了，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研究历史必须充分占有资料，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证弄清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我们搞历史研究的，看问题一定要从长远看，把名利看得淡一些。南开大学的郑天挺先生曾经跟我说，要牢记历史学的特点，做到字字有根据，句句有来历。郑老还说，历史发展错综复杂，不能简单化，要广泛联系前后左右、上下四方。这些话使我终身受益。

我们研究历史人物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干扰。作为史学工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应当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但是，在历史人物研究中，如果历史人物的后人还在，就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我看研究当代中国史更是如此，因为有些老同志或他们的子女还在，如何记录和评价他们经历的历史，就很可能成为问题。现在修家谱、修族谱的风很盛行，尤其是沿海地区。这是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写当代史，宣扬什么，反对什么，要在取舍之中看出我们的观点。我举评价历史人物的例子，就是为了说明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绝不能够为一些不良倾向所左右。现在有一种现象我很反感，就是有些人认为自己手上有几个钱，就可以曲解历史、篡改历史，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现在史学界有些人喜欢做翻案文章，还有人为吴三桂翻案。我认为吴三桂是个铁案，绝对不能翻，否则就没有是非了，就没有民族气节了。

还有一个例子。最近十年来，我们做乾嘉学派的研究，这是社科院的重大项目。我个人先做了很多年，后来我们研究所的年轻学人又加进来一起做了五年。经过将近十年的努力，课题已经做完了，前期成果《乾嘉学术编年》已经出版。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年的工夫做《乾嘉学术编年》？这缘于我的一个很深的学术体会。1992年，我第一次应邀到台湾访问，参加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叫《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以往学术界认为乾嘉学派分为吴派和皖派，过去我也是这么认为的。随着自己研究的深入，我觉得这样的看法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逐渐形成了乾嘉学派不能够用吴、皖两派来简单划分的看法，认为应该把它们看成一个历史过程来研究。因此，我写了这篇文章到台湾出席讨论会。会上对我的发言没有什么大的反映，但是会后不久，“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召开了全岛研究这个问题的学人的会议，随即把乾嘉学派的研究项目用所谓“国科会”的名义立项，由政府给了大量资助进行研究。十多年来，他们不间断地出了很多成果，而我们这边因为没有人来领头，虽然人才济济，但是不能形成合力，没有出什么成果。自从两岸沟通后，双方学术界互相之间也产生了影响，其中既有好的影响，也有坏的影响。我们这边一些人把历史问题简单化、不在历史文献上下工夫的坏风气就影响了对方，结果在乾嘉学派研究当中就妨碍了研究的深入。正是有感于此，我在1999年参加台湾第七届清代学术研讨会的时候提出，要重视乾嘉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我呼吁两岸的学人联起手来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从那以后，我把研究所的几位年轻学人集合在一起，做《乾嘉学术编年》。我们筢梳了数百种文献，我还把整个道光以前的实录全部通读一遍，把其中关于学术史的资料找出来，然后把乾嘉时代学人的论著按人做出编年，把不同学者的资料汇集在一起，就成了这么一部卷帙比较大的《乾嘉学术编年》。为什么要做这个编年？一方面是要在学术界倡导一种从文献出发、实事求是、严谨务实的研究风气，另一方面是想通过我们艰苦的劳动来解决乾嘉学派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还有一个想法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和年轻学人一起劳动为研究所培养年轻的学术骨干。这部书从出版到现在，还没有见到学术界的批评。当然，我估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学人来批评它，我是希望有很多学人来批评、订补《乾嘉学术编年》的，因为，乾嘉时代的学术文献浩如烟海，仅靠我们几个同志花这几年工夫是远远不能做完的。我真诚希望有兴趣的学人帮我们来订补它，使它有朝一日能够再版，做成更加完善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