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当即将翻过旧世纪的一章，迈入新世纪门槛的时候，我们既对未来充满信心，同时又为文明步履的滞后而忧虑。因此，正视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切实谋求中国文明的发展，就成为世纪之交的中国的一桩至关重要的事情。以下，拟就儒学与当代中国文明的关系，谈一些极不成熟的思考，请各位批评指教。

一、关于儒学的经世精神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坚的儒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数千年的中国儒学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汇涓涓细流而成奔腾大川，其根本就在于有一碲礴伟岸的基本精神贯穿其间。儒学所具有的这种基本精神，不惟有力地推动了它自身的发展，而且也是使之对人类文明不断做出贡献的关键所在。

关于儒学的这种基本精神，《礼记》的《大学篇》有过一段集中阐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注：《礼记正义》卷六十，《大学》。）这一“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典表述，从个人修持入手，直到经邦济世，概括了中国儒学自其形成时期所固有的基本精神。

这种精神发展到北宋，由著名思想家张载再度进行归纳，便成了四句很有名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注：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十八，《横渠学案》下。）而与张载同时略早的范仲淹，则把这种精神表述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注：范仲淹：《岳阳楼记》，载《古文观止》卷九。）。张、范二家的归纳，洋溢于其间的，依然是传统儒学人我一体、经世致用的精神。到了明清之际的大动荡时代，终于迸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注：语出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原语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经梁启超先生改作今语。）历史强音。正是在这样的声浪之中，孕育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杰出的学术大师和《明经世文编》等不朽的著述。鸦片战火燃起，直到抗击日寇侵略的民族战争，中国儒学的基本精神融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历史洪流，伴随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进而升华，成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象征。

中国数千年儒学的基本精神，后先一脉，愈阐愈深，宛若有一无形红线通贯其间。这种精神一言以蔽之，就叫做立足现实，经世致用。

在中国学术史上，各种学术形态的盛衰和更迭，环境不同，原因各异，未可一概而论。然而归根结底，无不以儒学经世精神的显晦升沉为转移。一种学术形态，如果能够立足现实，贴近现实，有效地解答社会现实提出来的问题，那么它就能够获得发展。反之，则失去生机。在这个问题上，宋明理学的兴衰，可视为一个典型。

理学在北宋中的崛起，深深地植根于当时的社会需要。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北宋，犹如人之年过半百，经历五代十国半个多世纪的王朝频繁更迭，为防止这一衰老势头的加速，适应国家大一统的需要，“一道德而同风俗”的课题提上了历史日程。自唐中叶以来的数百年间，佛、道夺席，颉颃争先，它们对传统儒学所构成的巨大威胁必须解决。适应这种需要，宋初的太祖、太宗至真宗年间，儒、释、道三家势力迭经消长，渐趋合流。仁宗即位，推崇儒学，形成以儒学为主干，融佛、道为一体的基本格局。于是理学应运而生。中经南宋初，朱熹总其成，而至元初大行于世。迄于明弘治、正德年间，王阳明再加发展，推向极端。隆庆、万历之后，数百年理学极度成熟而再变。明清更迭，理学遂以“虚学”而成为学术界审视和批判的对象。理学因立足现实、切于世用而兴，亦因脱离现实、迂阔无用而衰，这便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存在。

立足现实，经世致用，这就是中国传统儒学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传统儒学不可撼动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