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儒学的历史特质

中国传统儒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并进，同中华民族的文明共存，确立了我们的国家作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基本历史形象，赋予我们的民族以自强不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古往今来，伴随中华民族先民的迁徙以及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儒学早已逾出国界，超越民族，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儒学之所以能够赢得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地位，这除了蕴含其间的前述经世精神之外，也是同它自身所具有的历史特质分不开的。

首先，中国儒学讲“修己治人”，是以谋求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为论究对象的学问。用孔子的话来讲，这种学问追求的境界是“仁”，亦即尔后东汉经师郑玄解释的“相人耦”（注：郑玄注《礼记》卷五十二，《中庸》。）。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注：《论语》卷三，《雍也》。）把一己同他人合为一体，谋求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这就是孔子为儒学确立的根本目标。无论是孔子说的“仁”，还是后世儒学大师加以发挥而提出的“修己治人”，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间，既包括自身道德文化素质的修养和完善，同时也包括为他人和社会服务能力的提高和完善，作为社会的成员，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一个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换句话说，都是一个没有止境的修己过程。而人们不断完善自己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不断调整同他人、同社会的关系，使之臻于和谐的过程。正是在这种不间断的完善和调整之中，人们既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又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因此，修己之与治人，或者说我与他人间的和谐，彼此依存，相得益彰，足以成为人们终身追求的境界。可见，只要有人生存，只要人类社会存在，那么儒学就有它存在的历史价值。同样的道理，和平和发展作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已成人们的共识。虽然谁也不能说未来的人类社会不会发生战争，然而如同即将过去的一个世纪一样，战争毕竟是短暂的，它终究将为和平和发展所取代。因此，我们有理由这么说，实现和平和发展，不仅是当代世界的事情，而且也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惟其如此，谋求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中国儒学，也就有了它存在的历史依据。

其次，中国儒学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如同奔腾入海的黄河、长江一样，伴随着中国历史的演进，也在不断地丰富、充实和发展自己。在中国学术史上，儒学有侠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儒学，指的就是先秦时代，由孔子经子思到孟子的儒家学派及其学说。而广义的儒学，则不仅指先秦的儒家及其学说，而且更包括在其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接受儒家学说影响而争奇斗妍的众多学说和学术流派。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儒学，恐怕就是从广义上来着眼的。事实上，倘若儒学仅仅是就先秦的儒家而言，而不是一个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的、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学说，那么或许它早就成为历史的陈迹，未必能引起今人如此浓厚的研究兴趣了。因此，从广义上说，不惟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属于儒学，而且早在儒学形成时期百家争鸣的诸子学和其后中国化的佛学以及道家学说，乃至晚近风起云涌的学术潮流，亦皆与儒学相互渗透，相互补充，从而共同推进了儒学的发展。

再次，中国儒学自成体系、悠久而深厚的历史积累，使之始终如一地保持着鲜明的民族个性。中国儒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既讲个人修持，又讲社会和谐，还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乃至天文历法、方舆地志、医药博物、文学艺术，通天人之际，究古今之变，可谓博大精深，无所不包。自西汉武帝以降，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提倡，以“崇儒重道”为基本国策，儒学深入朝野，成为制约社会成员的思想行为规范。众多儒学大师的主张，则通过典籍的传播和庋藏，以经、史、子、集汇为群书。经师、人师；名儒、名臣，两位一体，风范长存。上而尊于国家法典，下而至于乡规民约，天下治乱，民风士习，无一不在儒学熏陶之中。儒学同国家，同社会，同民众生活的紧密结合，既使它获得了历久不衰的生命力，同时又使它的民族个性磨砺日新。因此，古往今来，当外来文明传入中国，儒学不惟没有失去其鲜明的民族性格，相反，则是兼容并蓄，融为我有，从而丰富了自己的民族个性。在这方面，诸如汉唐间佛学的中国化，明清之际利玛窦、汤若望等耶稣会士的会通儒学以传播西学，皆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