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综合创新要坚持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

自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的大背景下，围绕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展开了长期的论战。论战取得了两个最重要的成果。其一，通过论战，“泥古不通今”的守旧派和“食洋不懂中”的西化派两种思潮受到扼制，大多数学者日益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兼采中西、并览古今。文化建设的根本使命是创新，创新的基本途径是创造性的综合，这是众多的思想流派均可接受的文化主张，尽管它们在以何为基础进行综合和创造的问题上并非完全一致。其二，人们对真善美认识和接受的逻辑，构成了西学东渐的内在逻辑。（注：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734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对真善美的认识和追求不仅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中的不可阻挡的趋势，而且这一趋势通过不同思想流派的争论、切磋，日益被众多学者所认同。这是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取得的最大成果。

可见，文化的综合创新论既是近代以来文化交流史的理论总结，也是今后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主张，又具有广泛的号召力，易于被不同思想流派的人们所认可和实行。应当承认，从徐光启的“会通以求超胜”到严复的“统新故而观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从主张宽容与兼收并蓄的蔡元培到“论究学术，阐求真理”的学衡派，他们的文化观念大都倾向于一种融合中西、集异建同的主张，对综合创新理论做出了或大或小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综合创新的主张，就是在梳理和总结文化史上不同学派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概括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论包含着三个基本原则。第一，强调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对待古今中外一切文化成果。（注：见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第391页； 方克立：《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哲学研究》1987年第9期。）第二， 研究中国的问题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应该在中国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分析批判和辩证的综合，建立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体现时代精神的新文化。第三，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在于创新。冯友兰先生的提法是“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他曾用“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两句诗文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347—348页。）陈寅恪则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述引进和创新关系：“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注：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2页。 ）张岱年先生说的更清楚：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所谓创造的综合，即不止于合二者之长而已，却更要根据两方之长加以新的发展，完全成一个新的事物。”（注：《张岱年文集》第1卷，第206、265页。 ）毛泽东一生都在同教条主义作斗争，他始终号召全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号召要做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至今对我们仍有教益。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他还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注：转引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35—36页。）

如上所述，第三个原则即创新原则是文化建设的着眼点，前两个原则分别体现了文化建设应遵循的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换言之，文化的综合创新过程内在地包含着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不仅两种文化的取舍和会通要坚持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超越也要遵循这两者的统一。自近代以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争论，集中于对文化的取舍要不要和能不能把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统一起来的问题上。众所周知，“中体西用”论就是在这个方面栽了跟头。一是在“学”（基本原理）的问题上分中西，否定真理的普遍性，把是非、真伪问题归属于种族、地域问题。二是在价值观上，把中学和西学纳入传统的夷夏论的框架。这表明，中体西用论者实质上是用狭隘的价值尺度排斥了对真理的追求。与此相反，全盘西化论者的失误则在于用科学尺度排斥价值尺度，在“中国百事不如人”的口号下，完全取消了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因此，认真总结中国近代以来文化论争中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总结文化理论界在探索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相统一方面的经验教训，显然是十分重要的。遗憾的是，对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清醒的认识，人们还没有自觉地把它作为分析和借鉴文化问题的方法论原则。近年来的文化热中出现的中体西用论、儒学复兴论、西体中用论、全盘西化论等主张，仍然是把这两个尺度对立、割裂开来，造成了许多的混乱。事实表明，要坚持两者的统一，首先要反对以一个尺度排斥另一个尺度。我们曾谈到卡尔·波普以价值尺度排斥真理尺度，从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中立不可能推出认识的客观性办不到，这种观点有相当的代表性。现实中还有另一种错误倾向，即以科学和真理为借口排斥价值尺度。例如，有的学者将王国维的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的论断绝对化，认为中国学术要独立，就要反对把学术作为手段，此话到此为止还是可说的。但作者接下来把“学无有用无用”的观点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对立起来，认为后两个口号在学理上讲不通，主张把它们作为障蔽排除。这同样是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其实，王国维先生除了“学无有用无用”的论断外，还有“凡学皆有用也，皆无用也”的见解，这两种见解是相互统一的，不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一则是针对学术的真理属性讲的，一则是针对学术的价值属性讲的。当然，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的，在衡量学术的价值时要从世俗的眼光中摆脱出来，但这种摆脱并不是一般地否定学术的价值因素，进而否定古与今、外与中的价值关系。

来源：《长春市委党校学报》1999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