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今中为体的价值观

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在中外文化关系上以中、西分体、用，其失误根源于对中、西文化价值判断上的偏见。要突破传统的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文化观念，关键在于克服错误的价值观。但这并不是说，在文化的综合创新过程中，要排除一切价值判断。众所周知，人类的活动是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目的既是活动的客观规律（现实条件同人们的活动及其结果之间的本质联系）的反映，也是活动主体内在需要的体现。目的是事物尺度和需要尺度、本来之理和需要之理的辩证统一。就是说，从事文化活动的人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克服价值偏见的正确途径是把主观目的和客观规律具体地统一起来，而不是把客观性、科学性同价值判断绝对对立起来。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曾认为“客观性意味着不带价值判断”，只有价值中立才能保证认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他由价值中立不可能推断出研究的客观性办不到，这种观点对文化的综合创新而言是极为有害的。其实，任何一种合理的文化观，既是一种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是一种文化价值观。树立合理的文化价值观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要彻底克服泥古不化、食洋不化的文化观，光树立“不论中西，唯长是取”的真理观还是不够的，还必须确立与真理尺度相统一的价值观，这是保证文化建设顺利进行的两个基本条件。

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来吸收外国的东西并创造出自己的东西，是毛泽东文化观的主要特色。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方针。1942年，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又提出一个“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即“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0页。）与“古今中外法”相一致，毛泽东还对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提出了明确的价值取向。在古今关系上，强调“古为今用”，反对泥古不化、颂古非今；在中外关系上，主张“洋为中用”，反对全盘西化。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第752 页。 ）张岱年先生在1986年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加以概括，提出了“今中为体，古洋为用”的口号。他以为这里所讲的体用不是通常所讲的文化的体用，但它们之间有联系。很显然，“今中为体，古洋为用”所讲的并不是文化借鉴的真理尺度，而是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

“今中为体”的第一层含义是坚持“古为今用”的价值取向。以传统文化（包括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多数带有史学的性质。“古为今用”是一切历史学科的内在目的。胡绳在谈到历史科学的目的时说，一个国家的国情是和它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的。人们研究历史人物、事件和思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了有助于了解今天的国情，以利社会主义建设。”他还说：“我们不能不承认，关心现实的问题，常常刺激我们对探讨过去的历史的强烈兴趣，这种探讨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某些现实问题。”（注：《胡绳文集》（1979—1994）， 第437页。）我国历史有重视历史文化的传统，常言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研究历史文化好象是向后看，实际上还是为了向前看。1958年，郭沫若在谈到考古学的价值时说：“我辈非为考古而考古也，研究古代，在阐明历史发展规律，以破除迷信，其优秀遗产则挹之以益今，否则将沉溺而不知返矣。”（注：《〈考古学报〉题词〉》，载《考古学报》1958年第 2期。）其实，他的这一思想早在30年前就已明确表述了。在1929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自序》中，他指出：“对一未来社会的展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通过认识“过往的来程”，以把握“未来的去向”，这决非某个学者的抱负，它乃是以历史和文化的传统为对象的一切学科的使命。在这一点上，甚至倡言学术独立、为学问而治学问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也是同意的。他提倡为学术而研究学术，用意是反对把学术当作政治的附庸，强调学术研究对挽救国家危亡的重要价值。在他看来，学术独立才能发达，才能实现救亡的目的。

立足于中国当代现实来研究传统文化，是我们研究文化问题的基本立场。要理解研究传统文化为何要以今中为体，就要对传统文化与现实的内在统一性作理性的思考。一说传统文化，许多人就想到古代的文化典籍。其实，传统文化不仅仅存在于典籍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活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传统虽然形成于过去的时代，但它却有着历史的传承性。传统总是存在于并借助于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保留在现实生活中。仅仅从符号学、解释学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的传承性（即人们需要对过去的文本作出现代的解释、赋予它新的含义）是不够的，传统是由过去迈向未来的桥梁。既然传统就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那么研究传统文化，就不仅要深入到历史文献的库房中去寻找，更重要的是从当代现实生活入手。正如马克思和毛泽东所说的，从分析现实生活入手来理解传统文化，虽然是倒行的，但却要快些。从当代现实的高度来重新考察传统文化，就更容易把握民族精神的文化是怎样从远古的萌芽一步步发展到现今的样态的，更易于把握历史传统中的某种必然性。此外，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一切文化都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所谓弘扬传统文化，实质上是要弘扬当前的时代精神。如果我们不研究、不理解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精神，或者在研究古代文化时脱离了当前时代精神，就既不能真切地把握传统文化，也不可能知道如何弘扬它。（注：参见朱德生：《从“回也非助我者也”说起》，载《学术月刊》1997年第2期。）

“今中为体”的第二层含义是坚持“洋为中用”的价值取向。坚持“洋为中用”就要结合中国国情来融合中西文化，以中国为中心，实现有机结合。1942年春，毛泽东就中外关系讲了一段很精彩的话。他说：“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7页。）1956年，他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我们应该是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份。”（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2页。）以中国做中心， 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基本原则。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就是在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时要坚持以我为主、不应盲从的态度。张岱年先生认为，一切文化都是某一民族的文化，民族是文化的主体。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文化的发展演变所围绕的中心。所以，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化，不能无视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及其现实的需要。他指出：“治一切学术者，脑子里应存个民族的观念。学术研究工作，一方面固为求真理，一方面也是为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本国新文化之创建。”（注：《张岱年文集》第1卷，第262页。）在文化引进中，要实现求真理和求本国新文化创建的统一，离不开文化的主体意识。事情往往是这样，我们所希求的，未必是人家所给予的；同样，人家所提供的，也未必是我们所希求的。其实也不难理解，西方所提供的至多是一般性的理论结论。真正切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则需要中国学者根据中国的特点才能创造出来。为此，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必须有一种分析批判的精神和选择的自主性。就是说，“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注：《鲁迅全集》第6册，第39页。 ）这种态度也就是贺麟先生所多次讲到的，我们要主动的“华化”和“化西”，而不是被动地“西化”。“洋为中用”的重点是创造出切合中国实际的新东西。毛泽东历来主张，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学习西方是为了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因此，“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3页。 ）学习和借鉴外国的东西是一个由一般到特殊、寓一般于特殊之中的过程。普遍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文化融合的必由之路。毛泽东说：“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1—742页。）在引进外国先进文化时，往往会出现“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的现象。仅仅根据从国外生吞活剥来的一般概念来决定实行何种方针政策而造成重大失误，在我们党内屡有发生。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是为了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使外国经验与中国复杂的国情相结合，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即当一般与特殊还互不搭界、游离为两张皮时，无论如何不能说我们把外国的先进的东西真正学到手了。

总之，继承传统和学习西方，目的都是为了创新，即创造新形态的文化。这种新文化的现实基础植根于当代社会生活实践之中。对于当代生活实践而言，古洋典籍是“流”，而不是“源”。1936年，张岱年在谈到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道路时说，哲学研究之路是面对客观现实，而不是面对古洋典籍。哲学文化的建设当然对古代要有所本，对西洋要有所从，但“更在于面对现实的生活以提出一些新的哲学见解。”（注：《张岱年文集》第1卷，第353页。）

当然，同任何一个口号一样，“今中为体，古洋为用”的文化价值观也存在被滥用的陷阱。为此，在运用这一基本原则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首先，以“今中为体”并不是说把现实视为理所当然。黑格尔曾经把现实理解为历史的趋势，所谓合理的是现实的，现实的也是合理的。这其中已经把现实的与现存的加以区分。因为现存的东西不可能都是美好、合理的。尤其是当我们把现实的与理想的相对待时，就更应该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整体性关联中来把握“现实”，才能防止犯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其次，不能狭隘理解学术文化的“有用无用”。就是说，文化的价值不能以世俗所谓的有用无用来衡量。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直正治学者的态度，应以学问为目的，不应以学问为手段，惟其如此，才有学问和学问的发达。王国维也提出“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的见解，用以反对狭隘的功利主义。如果在研究学术之前，先问有用无用，一定要求学问有直接的用处，其结果必然堵塞学术文化发展的道路。正如贺麟先生所言，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等口号，多是基于以实用为目的的武断。为此，他提出应将常识意义的体用与哲学意义的体用加以区分。我们认为，要讨论文化有无价值的问题，同样要区分常识意义的“价值”与哲学意义的“价值”。虽然在常识意义上，所谓价值就是对人有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哲学层次看却是不够的。人与动物不同，他不是满足于自然的给予，总想超越这种给予，所以才有理想和价值问题。有的学者提出，价值和知识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即知识的特点是实用，价值的特点在于超越于实用。就其超越于用而言，它对用是一种否定；但这种否定不是为了反对用，却是为促进更好的用。（注：参见朱德生：《从“回也非助我者也”说起》，载《学术月刊》1997年第2期。）因此， 对于学术文化的评价应着重于它的学术价值，不能急功近利搞实用主义。第三，在文化建设中不能仅限于人的外在需要，更要紧的是要着眼于人的内在需要。虽然人的外在需要常常是思考问题的首要的出发点。着眼于人的内在的发展的需要，这应该成为我们鉴别和选择一切文化遗产的一个尺度。（注：阎国忠：《传统文化、 外来文化与现代化》，《学术论丛》1994年第4期。）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外在的需要即人的自然存在的直接需要，这种直接的需要虽然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但人的发展却主要取决于人的内在需要满足的程度，因为人的内在需要是一种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标的、完全以发展“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为目的的需要，内在需要是与文化的本质相一致的需要。所以，文化工作者的真正使命，在于挖掘和创造出不断满足人的内在发展需要的文化和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