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明月情怀的个性体验和民俗转化

李白在远游中虽然带有胡人的气质，但是也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这种乡愁与明月情缘有着深刻的联系，或者说他为农业文明恋土恋家的乡愁奉献了晶莹的明月意象。

李白在宣城，安徽出宣纸的地方，看到杜鹃花的时候，写了一首《宣城见杜鹃花》说：“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三巴就是四川，巴东、巴西、巴中。他用回环往复的数字，渲染着回肠百结的思乡情怀。他写过一首很简单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二十个字，妇孺皆知。不少外国人学中文，背诵的诗，头一首就是这个。小孩子受传统文化教育，先背的诗也是这个。为什么这么一首诗能够千古流传、家喻户晓？我们的文学理论在这种现象面前，几乎是无能为力，显得非常笨拙。譬如用女性批评的眼光看，难道是李白看到月亮想嫦娥吗？其间奥妙很难讲清楚。其实，它表达的就是与人类生命的本原相联系的一种原始记忆。这种记忆，也许在你去求学或者去从商发大财时埋在心底，但是被他这个诗一钩，就钩出来了。故乡儿时的明月，它是我生命的最原始的、最纯洁的证明。“床前明月光”，天上的光明之客，不请自来，来造访我；这个很熟悉的客人来了之后，我还认不清呐，“疑是地上霜”，心境中一片晶莹、清凉，渣滓悉去。这就为人和月相得、思通千里准备了一个清明虚静的心理机制。而在举头、低头之间，人和月产生了瞬间的精神遇合。瞬间的遇合激发了一种具有恒久魅力的回忆，那就是对童年时代故乡明月的回忆，以及对“隔千里兮共明月”的时空界限的穿透和超越。由瞬间的直觉，达到了精神深处的永恒。这就是李白脱口而出之辞，却令百代传诵不已的奥妙所在。

李白是四川人，他出川去浪迹南北的时候，他的精魂还在牵系着、留恋着蜀中的名山大川：峨眉山、长江，以及和峨眉山、长江联系在一起的明月。他的故乡月的复合意象，就是特殊地体现为峨眉月。他有一首诗叫做《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是他初离四川时所写。峨眉山是蜀中名山，名山才能配得上明月。如果用一座普通山头来写，那就缺乏审美的名牌意识。“峨眉”二字和我们形容美人的蛾眉同音，用它来形容一轮新月，就别有一层声情之美。诗人把故乡峨眉的山月当成老朋友来对待，在秋天的时候向它告别。平羌就是青衣江，从峨眉山东北流过，汇合岷江，进入长江。月的影子，映到江中来，随水而流，伴着李白出川的船。人和自然的亲和感，在这种人月伴随中显得非常清美。“夜发清溪向三峡”，清溪是个驿站，可见他出川的心情多么急切。但他又回过头来说，“思君不见下渝州”，渝州就是现在的重庆，对故土、故人还存在着一种割舍不下的留恋之情。“思君”的“君”是谁呢？过去有人说是李白的朋友，但这不是留别诗，也不是赠别诗，所以要说是李白的哪个朋友，“君”就有点落空了。人家是《峨眉山月歌》嘛，“君”就是峨眉山月，月亮是“君”，想念你，看不到你，我就到渝州去了。人和月相得，这么一种思维，把生命赋予山、月、秋、江。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中有好多地名：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峡、渝州，在以峨眉月为贯穿性意象中，参差错落。诗人通过这些地名，把一种离别的留恋之情，自自然然地、层层叠叠地表达出来。

“峨眉月”成为扎根于李白生命本原的一个意象，它曾经引起二百多年后同样是蜀人的苏东坡的共鸣。苏东坡有一首诗叫做《送人守嘉州》，开头两句完全用了李白的诗：“‘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见月时登楼。”后来，李白五十九岁时，有一个和尚到长安去，他还写了一首《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送行。这离他二十五岁离开四川时写《峨眉山月歌》，已相隔三十多年。“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明月忆峨眉。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黄鹤楼前月华白，此中忽见峨眉客。峨眉山月还送君，风吹西到长安陌。”李白捧出了心中的那轮峨眉月，把四川来的和尚当成峨眉客，用这轮明月伴着他一起到长安去。

李白谈到月时，用到两个字“得月”，得到月亮，月得吾心，人与月相得，“得得任心神”，以表达他与明月的精神联系。神话思维的介入产生的超越性本身，包涵着亲切感。人和月相得，这个“得”字有双重性，既是获得，又是得宜；既是人借明月意象向外探求宇宙的奥秘，又是人借明月意象向内反观心灵的隐曲。在人对天地万物的神性体验中，月的神性以洁白的玉兔和美丽的嫦娥为象征，因而较少恐怖感和畏惧感，而较多奇幻感和亲切感。李白在流放之后，回到湖北江夏，写过一首诗，说：“江带峨眉雪，川横三峡流”，他还是想着家乡峨眉的雪；“窥日畏衔山”，太阳下山了，山把太阳吞下去了；“促酒喜得月”，催促上酒来，很高兴得到这个月亮。他流放遇赦东归，在长江的船上，内心的忧愁散去，一线生命的喜悦油然而生，和天上的明月浑然契合。他在登岳阳楼时写过一首诗，说：“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雁飞走的时候，把我的愁心也引走了；山含着好月，非常晶莹光辉的月亮来了。在雁引山衔的万象动静中，很微妙地写出了人得月的喜悦。

这种喜悦，借着我讲的李白的醉态思维，有时候达成了一种天上人间的精神契合。这种精神契约一旦达成，既可以把人请到天上去：“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也可以把月亮请到人间来：“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这种借酒兴达成的精神契约，当然是以那首《月下独酌》表现得最为出神入化：“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孤立处境中的精神渴望，刺激着诗人要举杯邀月的奇异行为，也刺激着他把月当成人的意兴。既然把月亮当成人，就必然和月亮进行喜怒哀乐兼备的情感交流，对月亮既有埋怨，也有将就。埋怨这个月亮不懂得喝酒，而影子很突然地跟随在我的身边。那就将就一下吧：“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但是诗人的醉态好像也感染着月亮和影子，当他醉醺醺地载歌载舞的时候，月亮和影子也活泼泼地行动起来了：“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尽管最后“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但他所追求的最终还是达成一种永志难忘的精神契约：“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这首诗没有采用《把酒问月》中嫦娥玉兔的神话，但是，诗人的酒兴和醉态在崇拜孤独和拒斥孤独的精神矛盾中，创造了一种人月共舞的心理神话。

“得月”这种人月关系和醉态思维具有深刻的因缘，这种因缘联系着宇宙意识。刚才我讲的那首《月下独酌》就联系着这个宇宙意识。人月之思也联系着乡愁，联系着宇宙，甚至还联系着李白的西域出生地。这就是他那首把人伦之情和民族之情紧密联系起来的乐府《关山月》。李白在《关山月》里面，展示了一派雄浑舒展的关山明月情境：“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由于境界壮阔，诗人不需要雕琢辞藻，而以明白清通的语言纵横驰骋天上地下万里关山之间。开头四句展示了一幅以明月为中心的，涵容天山、玉关、长风、云海的边塞风光图。中原人士写的边塞诗都非常慷慨激昂，“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是一种以身殉国的心情。但是李白是从边塞来的，他给我们展开的那种苍茫云海、长风万里的景象，就超越了民族之间的隔阂，充溢着盛唐魄力，足以使山川壮色。他有如此雄浑的境界和魄力，让明月来作证，仪态非常从容地进入历史和现实，在一片辽阔的古战场中进行民族命运和个体生命的体验。“汉下白登道”，联想到九百年前汉高祖领兵追击匈奴，被匈奴诱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附近的白登山，围困了七天。青海湾是隋唐时代朝廷与边疆民族频繁攻战的地方。也就是说，诗人在天山、玉门关、白登、青海湾这些北部、西部、西北部，从蒙古一直到青海、新疆相距几万里的边陲之地，思考着一个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征戍兵士不见生还的命运。如此辽阔的地域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没有明月的视境是无以为之的。《关山月》最后四句：“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戍边的士兵苦思难归，无法在长风几万里中逆长风回到内地，而内地的高楼上有他梦魂萦绕的生命情感存在；他的妻子当此良夜，面对着同一轮明月，“隔千里兮共明月”，大概要叹息不已吧。在这样的苍茫孤苦、生不能归的境界中，有人登楼来想念自己，也是一种心灵的安慰吧。这首诗就以出入于边塞和内地的地理空间的形式，真切灵妙地表现了出入于明月和内心的心理空间意义。李白把明月的意象思维推到一个新阶段，在一种新的精神层面上综合了“关山夜月明”的壮阔和“明月照高楼”的深婉。他赋予明月意象以盛唐的雄浑，一种从容自由的雄浑。

明月与文人诗歌关系极深，这大概是我们古代诗歌、尤其是唐诗中使用最多而且写得非常精彩的意象。由于文人雅趣和文人所写名篇的传播和渗透，明月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很深的情结，最终化成了民间的节日风俗。这是一个人类文化学的有趣命题。六朝以来，中国文人就有玩月的雅兴。谢惠连有一首五言诗叫《泛湖归出楼中玩月》，鲍照有一首诗叫《玩月城西门廨中》。到唐朝，杜甫就写了四首玩月诗；白居易也写了很多玩月诗。六朝和初盛唐的文人所玩之月常有玉钩弦月；到了中晚唐，玩月时间逐渐集中在八月十五前后，有“中秋玩月”这么一个题目出现。比如白居易《中秋夜同诸客玩月》：“月好共传唯此夜，境闲皆道在东都。”僧栖白《中秋夜月》：“寻常三五夕，不是不婵娟。及到中秋半，还胜别夜圆。”虽见对中秋月的特殊爱好，但尚未透露出世俗节日的热闹劲头，还是文人、僧人赏月的清静境界。

中秋月与唐玄宗游月有关系，后世把它看成盛唐风流的一页。有一部据说是柳宗元作的《龙城录》写到，开元六年，唐玄宗在八月十五，由天师做法术，跟道士一起游月亮，制成《霓裳羽衣曲》。它把月宫仙境和盛唐最著名的音乐舞蹈，联系成为一个天风海雨的清明世界。以致后世的年画《唐王游月宫》中以这样的对联作了调侃：“凡世本尘嚣，何处有程通月府；嫦娥虽孤另，此宵何幸近君王。”由于李白和后来的苏东坡这些人对月亮有非常精彩的描写和抒情，宋代以后，这种高雅的文化梦逐渐转化为民俗。中秋节成为万民盼团圆、庆团圆或者思团圆的节日。北宋孙复《中秋月》诗中说：“十二度圆皆好看，就中圆极在中秋。”到了两宋之交孟元老撰的《东京梦华录》，就写到了中秋节。在这一日，贵家和民间都到酒楼里面占座位，准备玩月，彻夜笙歌。夜市很热闹，一直开到早上。这样，文人的文化就跟民俗文化合流在一起了。

从文人文化到民俗文化的转型可以看出，李白处于文人玩月意兴的开拓期。他笔下的玩月，很少仪式化，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探索和审美体验的个人性。甚至“玩月”这个词，在他的手中也还没有定型，他的诗题除了“玩月”之外，还有“待月”、“望月”、“问月”、“泛月”、“对月”、“见月”、“邀月”、“梦月”和“得月”。李白那个时候，还带有人和月对话、人和月相得那么一种精神体验的色彩。所谓“天清江月白，心静海鸥知”，就是人以虚静之心，与江天、明月、海鸥实现了精神遇合。这与在民俗节日热热闹闹场面中得到的精神体验绝不一样。所以李白的明月体验，用诗歌方式注进了一种天才的想像。从李白到苏东坡，历代文人对月亮的体验，加上千古流传的月宫神话，以及农业民族思乡、团圆和家族的意识，最后就积淀出来这么个东方的团圆之节——中秋节。化雅为俗，必须雅到家喻户晓，才能化作大雅大俗。

李白的醉态，李白的远游，李白的明月，对中华民族的天上人间体验，做了一个非常具有诗情画意的开拓。而且，这种开拓带有盛唐的气魄。他一方面继承了中华民族千古不绝的诗酒风流传统，同时又借助于胡地以及黄河、长江文明的综合气质，用一个谪仙人的风流给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体验、审美体验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和新的形式。李白既有胡地的体验，也有长江和黄河的体验，更有在长安对高层政治和文化的近距离体验。因此，应该说，他是中华民族多重文化浑融一体的一个伟大结晶。

来源：文学遗产，2005年，第6期，第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