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过去的文学研究基本上侧重时间维度，对空间维度重视不够。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目的就是强化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一，关于文学时空结构。文学地理学涉及地域文化、家族文化、作家人生轨迹的变化、文化中心的转移等空间方面的内容，这些空间因素影响了文学的书写和叙事方式，同样题材的故事，如果从空间维度进行解读，就可以读出不同的文化内涵。二，关于文学动力系统。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结构，但过去的文学史只重视中原文化动力系统而忽视了富于活力的边缘文化动力系统，只重视汉族的书面文学而忽视了少数民族的口传文学。事实上，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无处不在，由《崔莺莺》到《西厢记》，文本中体现出的婚礼观念的非经典化，就是少数民族的婚俗在文学创作中的自然体现。三，关于文学的精神深度。文学史上某些固定的结构模式固然有其审美要求及叙事谋略，但更涉及到中国文化深层的问题，只有把握到这些深层的文化意义，才能达到对文学内在精神的深度考察。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空间维度；文学动力系统；非经典化；精神深度

近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问题，目的是想用大文学观来考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文化的本质所起的作用，即用大文学观考察我们这个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经验过程在文学上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我们过去基本上都是侧重从时间维度研究文学，对空间维度重视不够。我使用“地图”这个说法的用意，就是想在文学研究比较侧重时间维度的基础上强化空间维度。在地理学上，地图这个概念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版图、管理范围、人口、资源等等，地图的变化反映了人对自己生活环境的认识过程。同时，地图跟国家朝代的兴亡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管子》里专设了“地图篇”，在古代，没有地图是打不了胜仗的。《论语》中写了孔子“式负版者”之事，遇见拿国家图籍的人，就俯在车前横木上，对地图行礼。荆轲刺秦王时带了两个礼物，一个是樊於期的人头，另一个就是燕国督亢之地的地图，那里是燕国最肥沃的土地。萧何入咸阳时，首先也是“收秦律令图书”。西方人称地图为“阿特拉斯”，在希腊神话中，阿特拉斯是一位用身体当作柱子顶着天地的巨人，他因与宙斯交战失败，被罚顶天和画地图。可见，地图是天地交泰，具有极大神圣感的人类生存的重要空间。地图也是文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明根据和生态环境。因此，把“地图”纳入到文学研究的视野中是非常必要的。

从1904年林传甲写第一部文学史算起，至今已有一百零几年了，中国人写了一千六百多部文学史。这对中国文学学科的培育、建设及学科人材的培养都发挥了很大作用，其中也有很多部写得很精彩，但是，这些文学史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三个重要缺陷：第一个缺陷，我们的文学史基本上是汉族的书面文学史，相当大程度地忽略了占国家土地60％以上多民族的文学的存在和它们相互间深刻的内在联系；第二个缺陷，我们的文学史相当大程度地忽视了地域的问题、家族的问题，忽视了作家的人生轨迹的问题；第三个缺陷，我们的文学史相当大程度地忽视了文学口传的传统、雅俗互动及与之相应的物质生活、民间信仰、世人的风习等等。忽略掉这么丰厚的文化资源，把文学提纯了，实际上也就把文学阉割了。所以，经过反省，在当今全球化大潮之中，中华民族正在崛起之际，我们这样一个现代大国，应有一个非常全面的、非常深厚的、非常精彩的同时又是非常体面的文学地图，作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依据，作为我们与世界对话的身份证。下面我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谈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

一、文学地理学：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

第一个是关于文学时空结构的问题，就是要在过去习惯了的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的维度。

我们过去研究文学比较注重时代、思潮以及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是发展了还是滞后了。这种侧重时间维度的文学研究，常常以文学上的进化论代替具体而丰富的文学研究，从而遮蔽了文学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这种单一维度的文学研究是谈不上全面、深厚和精彩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文学研究有必要强化空间维度，把“地图”的概念纳入到文学中，这样，我们的文学研究才不会流于简单和片面。我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在做研究时自觉不自觉地对空间维度还是比较重视的。早期我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也是比较看重时间维度的，如研究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这些涉及民族历史的东西，就比较侧重时间维度上的考察。但那是在总论里面，在分论层面，我比其他文学研究还是多了一点空间维度。后来我写古典文学研究著作《楚辞诗学》和《李杜诗学》时也秉承了这种思路。我研究先秦文学，不从诗经开始而是从楚辞开始，是想表明中国诗歌有两个文明源头，一个是黄河文明，一个是长江文明，而长江文明的作用还远未被充分估计。我将李杜合论，也是想要从空间维度来观照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甚至胡地商业文明对作家文学风格的影响。

强化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我提倡“文学地理学”。我所说的文学地理学一方面接受了历史地理学的部分观点，另一方面又在地理的变革中加上了人的体温，所以它是一种有体温的地理学。这种有体温的文学地理学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地域文化。中国的地域文化几起几落，战国之后的具体地理文化板块埋下了地理文化的基因，几经变迁，产生了文学地理。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第二是家族文化。可以说不研究家族文化就讲不清楚文学问题。很多家学、家教、家风都是通过家族传承下来的。宋代家庭妇女诗中写得最好的第一是王安石家，第二是曾巩家。王安石的夫人、妹妹、女儿、媳妇都写得一手好诗。曾家曾朴的夫人卫夫人的词也写得很好，李清照都很佩服。王安石的弟弟，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就能写非常老到的诗。如果没有家教，他们是不可能有如此之高的文学修养的。

家族不仅是血缘的单位，还是政治与文化的单位。王安石变法中的党争，固然有政见原因，但南北家族文化的差异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王安石的身份基本上是江西福建派，王安石周围的南方家族都很厉害，比如蔡京家族、曾巩家族。南方家族多是迁移过去的，如王安石的祖先是太原人，后迁移到江西。迁移本身就是一种家族精神。迁移家族的性格中具有开拓性、冒险性和投机性。其对手司马光及其周围的家族多是北方中原家族，他们安土重迁，根基深厚，同时他们又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就趋向守成，性格上较为保守。南北家族的家族性格与家族文化的不同必然会在文学上表现出来。我们如果注意到了这些家族文化的因素，就找到了理解文学的另一把钥匙。

文学地理学涉及到的第三个问题是作家的人生轨迹问题。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北关文化”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北关文化”就是流放文化。本来一个人正在飞黄腾达之时，仕途一下子断掉，被流放到边远的地方。穷山恶水，世态炎凉，新的历史眼光，新的自然风貌、风土人情，甚至也碰到一些阻力，此时真是心潮澎湃，百感交集，个人所体验到的一切都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这种充满历史沧桑感的情感体验也体现着自己生命的坎坷瞬间。苏东坡如果没有到黄州，就没有现在我们所理解的苏东坡。《赤壁赋》等很多作品，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沧桑感，有着他个人生命的丰厚体验在里面。再比如明代的杨慎（其父杨廷和，是明武宗时的内阁首辅，权重一时），二十多岁就中了状元，三十多岁就做了翰林学士。在“大礼议”事件中，他因在左顺门跪谏而得祸，被流放至云南三十五年，至死也没被召回京城。在云南流放的三十五年中，杨慎写下了许多感愤之作及佳妙诗文。那些作品里难道只有思想性与艺术性吗？那是有生命的代价呈示在里面。“北关”是作家人生轨迹的重要转折之地，也是文学地理学中非常重要的地理概念。

另一个是文化中心转移的问题。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化中心是在中原，而谁要想夺得政权也往往会在中原逐鹿，战争一起，烽烟弥漫，黄河决堤，锦绣山河顿时变得满目疮痍。为避战祸，北方的一些大户就跑到江南，他们把苏杭开发出来，甚至比北方更为富庶，文化中心也随之转移。文化中心的转移实际上是以空间的形式显示了历史的变化。我们研究文学，应十分重视文化中心的转移这一事实对文学深层结构的影响。

下面以老虎的故事为例，从空间维度来探讨空间因素对文学叙事的影响。这些老虎的故事因为加进了空间的因素，叙述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了。

战国时有三个比较成熟比较著名的关于老虎的故事。一个是“苛政猛于虎”。从政治角度来看，这则故事是在批判苛政，但从另一角度看，这则故事也反映了人的活动侵犯了老虎的生存环境。第二个是《战国策·魏策》中记载的魏国“三人成虎”的故事。大意是说街市上不会有老虎，可是经过三个人一说，好像真的有了。魏国处于山西南部与河南交界处，那里街市上不会有老虎，但远郊还是有的。从这则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时中原黄河流域的老虎就已经很少了。第三个是楚国的江乙给荆宣王讲的“狐假虎威”的故事。这个故事中，人对老虎还是抱着敬畏的态度，老虎周围的生物链也没有被破坏，有各种各样的动物。这说明，在长江流域，人与老虎和其他动物还是处于共生的状态。

这是中国南北两个系统的老虎故事，北方是人虎对抗，南方是人虎共生，这源于南北文化的不同。这种情况影响了我们两千多年的民风民俗，也影响了两千多年南北方关于老虎的书写方式。

晋朝干宝在《搜神记》里写了一个江西老虎的故事。有一个老虎到村子里叼了一个会接生的老太太，母老虎难产，老太太帮助母老虎生下三个虎仔，老虎把老太太送了回去，以后每天叼些小动物送到老太太的门口。（《搜神记》卷二十）这个故事里老虎会知恩报恩。唐朝的刘禹锡讲了一个南方老虎的故事。江浙一带有一个老太太，一天在山里行走，突然看到一个老虎非常痛苦地在地上爬，爬到她面前伸出前掌向她露出哀求的目光，原来它的掌上钉了个大芒刺，老太太帮它拔掉了芒刺。过了两天之后，老虎开始给她叼食物，老太太吃得白白胖胖，亲戚问她原因，她告知了实情。老虎好像有灵性，当天晚上给她叼了一个死人，害得老太太差点吃了一场大官司。后来老虎又给老太太叼小动物来，老太太扒在墙头上对老虎说：“大王啊，可千万不能再叼死人来了。”（《太平广记》卷二五一“诙谐”七）

这两个南方的老虎故事中，人虎之间是一种很神秘的、带有人情味的关系。这样一种人虎关系的描写已不是英雄主义的，而是消解英雄主义的。南方的老虎故事多与老太太有关，老太太心慈，没有力气，因而不是英雄主义的。明人的笔记小说中就写了一个消解英雄主义的老虎的故事。黄山那里有个水碓，一个壮士在那里守夜，夜里来了一只老虎，壮士非常害怕，老虎一下子把那个壮士坐在了屁股底下。老虎看到水碓一起一落，发出咚咚的声音，很是好奇，忘记了屁股下还坐了个人。壮士起先吓晕了，后来醒过来就想着怎么逃生，看到老虎的阳物就在他的嘴边，就一口把它咬住，结果老虎疼得跑掉了。这个小说后面还有评点：过去的英雄捋虎须，现在的壮士咬虎卵。（谢肇淛《五杂俎》卷九“物部”一）消解英雄主义的意味非常明显。

而北方的老虎故事中，老虎很厉害，英雄也很厉害。比如说，三国时曹操的儿子黄须儿曹彰，力大无比，武艺高强，当时乐浪郡（今平壤）送了一个大斑虎，凶猛无比，就是装进铁笼子里，不少英雄好汉们也会见之色变。黄须儿胆气十足，进入笼中，把老虎的尾巴缠在胳膊上甩几下，吼几声，老虎就被治得服服帖帖。这是英雄主义书写方式。武松打虎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水浒传》中，老虎一扑、一掀、一剪，天动地摇，武松与老虎的搏斗写得惊心动魄，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息。武松打虎的故事流传很远，进入不同的地域体系，叙述也就发生变化了。传到绍兴，就变成了人打老虎，老虎也咬人，北方惊心动魄的故事变为诙谐幽默的逗笑，壮举变成了谈笑；传到扬州，扬州评弹将千钧一发、你死我活的人虎搏斗写得如顽童捉迷藏，凶猛的老虎变得非常顽皮。北方的老虎故事传到南方就不再是英雄主义了，甚至是消解英雄主义。北方的老虎故事继续往北走，到了如今的外蒙古，武松打虎就变成了蒙古式摔跤。

可见，空间的因素能动员许多新的元素，影响文学的书写方式。同一个老虎故事加入空间的因素就变成了南北两个系统，同样题材的故事从空间维度进行解读，我们可以读出不同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