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深刻理解中国模式概念的内涵

由于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概念缺乏基本的认同，在这一问题上难以形成基本的共识，从而制约了对中国模式的深入研究。科学理解中国模式的概念，构建中外对话平台，是深化中国模式研究的基本前提。“用西方那套东西来解释中国模式，按照他们的逻辑，肯定是不行的，但我们又没有自己的说法，只能用他们的说法。现在，有些公正的外国学者知道用西方的东西无法解释中国，因为中国的行为确实是不一样的。拿出一套让人能够接受的说法是中国的责任，不是西方的责任。”(25)

第一，打破对“模式”这一概念的教条主义认识。固然，在东西方不同的语境下，模式都是模范、样本、范本的意思，都带有模仿、复制的涵义，但是那种可供复制、模仿，试图通过一个一劳永逸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模式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应该走出苏联模式留下的阴影，把复制、强制输出与模式剥离开来。对于“模式”的概念，我们应该辩证地去看待它，不能局限于以前的僵化认识。“模式应当只是个中性的概念，称谓一种模式，只是便于作类型学的研究，便于历史比较，总结经验教训和归纳一些带有共同趋势的现象，便于讨论问题，而无关乎褒贬”，(26)更与强制输出无关。二战后，世界上不只是出现过苏联模式，还有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东亚模式等等，之所以把它们称之为模式，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而并非是要加以复制。实际上在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从来都没有拒绝使用“模式”的概念，也经常用“模式”来强调中国发展的独特性。邓小平指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实际上，中国模式更多只是强调了中国特色，而不带有可供模仿和复制的涵义，更没有输出的意思。

第二，摒弃偏见，客观理解国外学者提出的中国模式的概念。中国模式这一概念由国外学者首先提出并被热议，引起了很多国内学者的警觉，一些学者把中国模式与“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联系起来，认为“中国模式论”实际上是“中国威胁论”的另一个新的版本，因而拒绝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确实有一些国外学者利用“中国模式论”来渲染中国威胁论，并通过鼓吹或诋毁中国模式来遏制中国的发展。正如郑永年所说的那样，国外学者在“中国模式”这个问题上，有“捧杀派”，也有“棒杀派”，但都是要扼杀中国。而更多的学者是把中国模式视为一个新的角度，基于客观的立场来研究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我们不能只是一味地抵制中国模式的提法，只看到其带有偏见、甚至故意歪曲的一面，还应该看到国外学者怎样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包括如何总结中国成功的经验，如何找出存在问题的根源，包括他们的研究方法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第三，正确看待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关系。相对于国外学者习惯于用中国模式而言，国内学者更多的是使用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考量。因为在历史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开辟是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而不断总结经验和善于总结经验又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现实中，道路和经验总是与实践紧密结合，因为道路需要不断探索，经验需要不断总结，中国还处于不断地改革探索之中，所以用道路和经验更符合实际，而模式总有一种固定、僵化的感觉。实际上，国外学者在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时，也总是把它与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联系起来，甚至是等同起来，并没有刻意强调它们之间的区别。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模式只不过是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另一种表达而已。

第四，中国模式是一个话语权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国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最初主要是对国外有关中国模式研究的一种被动回应，在中国模式研究这一问题上，我们不应失去话语权。中国模式不应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尤其不能只是由国外学者任意发挥，这就容易使人们在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出现混乱。对于中国的学术界和理论界来说，保持在中国模式问题上的话语权，对中国模式作出科学的解读，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以潘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甚至主张应该建立“中国模式学派”，来更好地研究中国模式。郑杭生也指出：“用‘中国模式’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十分简洁，非常鲜明，有利于扩大自己的影响，必须说是利大于弊的。不仅如此，‘模式’这个概念是国内外使用率很高的概念之一，具有很大的通用性和普遍的易接受性，有利于促进国际对话。”(27)

第五，中国模式也是一个软实力问题。科学解读中国模式，通过中国模式让世界更深刻地了解中国是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郑永年认为：“把中国模式解释好非常重要，对西方和发展中国家都很重要，西方发展到现在出现很大的危机，发展中国家也在寻找非西方的新模式。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还没有人说清楚。如果把这个说清楚是非常大的贡献，这才是中国真正的软力量。”(28)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主任乔纳森·霍尔斯拉格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具有转变为软实力的巨大潜力，并将赢得国际尊敬。”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也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的特殊发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发达国家称为可效仿的模式，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民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29)然而，国内学界对中国模式的消极回避，会削弱中国模式软实力效应的发挥。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软力量匮乏还体现在当下的中国模式或中国发展道路缺乏正当性。不仅缺乏来自国际社会的应有的认同，更缺乏来自国内的应有的认同”。(30)相对于美国纽约时报广场高密度播放的中国国家形象广告，一个经过科学解读的“中国模式”，更像是一张名片，可以更好地把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崭新面貌展示给整个世界。

中国模式是研究当代中国的一个新的视角，“抛开各种纷杂的界说，就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角度来讲，‘中国模式’概念不失为一个新颖的视角”。(31)无论是国外语境中的中国模式，还是国内话语体系中的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实际上都是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括和解读。而国外学者在热议中国模式时，往往只注重中国特色，淡化甚至否定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实际上，在强调中国特色时，不能模糊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对中国模式应该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在经济方面，中国模式主要表现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政治上，主要体现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在文化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指导思想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统一；体现在社会建设方面，主要是构建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在对外方面，就是坚持和平发展，倡导构建和谐世界。中国模式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它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也不同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中国模式又与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有着明显的区别，它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立足于中国实际，在体现社会主义一般发展规律的同时，又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是一种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32)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简称。对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我们不应消极回避，应当对国外中国模式的研究作出积极回应，并构建中国模式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