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内学者对中国模式概念的认识

当国外中国模式研究掀起一波又一波热潮之际，国内学界却对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持一种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避而不谈，主张“慎提中国模式”。但与国外那些对中国模式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不同，国内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态度更多的不是否定，而是回避。之所以回避中国模式，主要还在于对“模式”概念的误读。

第一，把复制与输出看作是模式的固有属性，承认中国模式就等于是要推动输出中国模式。担心在“中国威胁论”仍甚嚣尘上之时，提出中国模式就不可避免地会被认为要输出中国模式，将会引起发展中国家的警惕和发达国家的担忧，从而造成负面的影响。赵启正指出：“因为‘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涵义，但是中国并无此示范之意。所以，我们用‘中国模式’这个词就得十分小心，我更倾向于以‘中国案例’替代‘中国模式’。”(19)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以一种新的模式来挑战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才是对西方世界的最大威胁。因为“向全世界推广美国模式，乃是维护美国帝国霸权、强化和扩大美国全球利益的最根本策略。只有按照美国模式改造全世界，美国才有可能避免人类历史上那些庞大帝国最终覆灭的命运。”(20)而如果中国模式成功了，那美国模式所代表的开放政治制度、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自由等理念和价值就失败了。(21)

第二，模式意味着已经定型并固化。害怕强调模式会引起过分的陶醉，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在实践和理论上阻碍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肯定中国模式似乎中国未来就要按照这个模式继续下去。李君如认为：“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危险在哪里？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因此，我赞成‘中国特色’，而不赞成‘中国模式’。”(22)

第三，把模式理想化为一种成功解决现实问题的理想方案。虽然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且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尽管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但人均水平依然很低，还面临着诸多发展难题。施雪华认为：“模式是一种不同于别的模式特征而以同类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为基础的类概念。”而“目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或道路还不具备一种作为模式所需要的类概念的两个必要特征。”“一方面，这些中国改革开放前期成功的经验和道路有没有继续支撑中国未来持续成功的可能，还有不确定因素；另一方面，目前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道路只在中国成功，还没有见到移植到别国或为别国模仿成功的例子。将来如果有一天，一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和道路更显整体性，二是‘中国模式’如被其它国家所成功模仿、形成了类概念时，再提‘中国模式’可能更显科学合理。”(23)

第四，对模式这一概念的固有的抵制心理。国内有些学者并不否认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以独特的方式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但是，却拒绝使用“模式”这个概念。在一些学者看来，民主革命时期因照抄照搬“以城市为中心”的俄国革命模式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尽管这早已成为历史，但却是内心深处的伤疤。新中国成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试图打破苏联模式的影响，但始终没有能够冲破苏联模式的樊篱，使中国再一次遭受模式之困。“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2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打破苏联模式束缚的结果，因此，对于很多学者来说，从心理上很难接受把对另一种模式的突破看做是一种新的模式的形成，因此刻意回避甚至否定中国模式。

第五，有人担心使用模式概念容易模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也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还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的改革越深入，是否意味着中国离共产主义的目标越遥远？对于特色的强调，是否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无足轻重等等？而模式作为一个中性概念，从表面看，不具备意识形态属性，中国模式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属性，所以有很多学者担心“中国模式”会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当代中国的发展一步一步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