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村文化实践历程调查

　　探索乡村传统文化延续与转型的机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整个中国文化特性的重新检讨。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掌握了这个机制，对于正确地把握乡村文化发展规律并因此而确定乡村文化发展政策，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一探索能否取得进展，又取决于对乡村文化特性的正确解读与判定。据笔者所知，目前学术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多了，且有诸多颇为准确之概括分析，这些分析在现象学上具有重要启示，在发生学上却说服力不足，因而其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也不强。为此，我们从山东地区选择了7个各具特色的村落，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并辅以广泛的文献搜集，努力构建村落历史原点时期的文化图景，并以之与当下村落文化形态进行跨时代的比较;同时重点梳理分析与村落文化生成与发展相关的事项(如宗族、宗教、民俗)、事件(如村学建设、村史编写、族谱编写)、人物(如村政人物、族长、小学教师、神职人员)等，从而达到在解剖文化实践历程的基础上，把握不同文化元素的互动规律及走向。

　　关于邹平西王村。西王村形成于明初大移民时代，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传统时代，它是一个资源贫乏、生产水平一般的农业聚落。出于生计需要，西王村人也发展出了较为可观的家庭副业经营特色，其中主要是贩卖粮食和青菜。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即使在高度计划经济时代，它也建立了规模可观的社队副业。改革开放后更是以此为基础获得长足发展。一个人口不足700人的小村落，拥有企业总资产134亿元，位列“中国经济十强村”，并实现了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居住社区化、生活福利化。邹平西王村的社会转型有许多值得思考之处：(1)国家的价值诉求直接影响到乡村社会组织形态、经济形态与发展方向;但西王村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最佳时期恰恰不是国家干预最严厉时期，因而也有必要深刻地反省和重新界定国家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及其运作机制;(2)西王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特例，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国家政策所不能解释的，只能从其形成这一特例的特殊因素即村落自身传统中寻求答案，由此，不能不对民间力量、智慧和传统有一个新的认识和评判，没有民间的自由，就没有生命的活力和创造性;(3)一批关键人物在西王村发展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也说明乡村精英群体存在的重要性。一个立体的乡村，远比一个扁平的乡村更具有活力。

　　关于曲阜西林西村。该村地处中国特殊的地理文化单元——山东曲阜，并因地处孔氏家族墓地——孔林之西而得名。传统上它是个以农业为主的村落，但最值得关注的是，该村是个缺乏市场传统和特色的村落。在1949年前的漫长历史中，它以服务于孔府(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国家意识形态)这个特定目标而存在，1949年后它又被纳入高度集体化的体制中，特殊的村落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环境，使它在新政治体系中获得了特殊的位置，人民日报还曾以《“孔府佃户村”贫下中农怒斥林彪、孔老二》为题对该村进行过报道，它也因此而实现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但1978年后，随着国家有计划地退出乡村，它再次失去依附支柱。因此，我们看到当下西林西村的经济与社会文化，虽然比集体化时代已有巨大而明显之改善，但它基本上还是处于一个农业村落时代，为数不多的工商业也大多处于起步阶段，且以服务村落内需求为基本目的，而向村落外市场所能提供的最大宗商品(换言之对村落外生存资源的拓展)也只有输出劳务了。村落的凝聚力也不高，学术界所谓的“原子化”在该村有比较明显的表现。

　　关于栖霞牟家疃村。牟家疃是胶东第一大地主牟氏庄园的发祥地，也是当代新儒家代表性人物牟宗三的出生、学习和早期成长之地。一个偏僻的山区小村，何以孕育这个耀眼的家族?这正是我们关注该村落的基本原因。该村有400余年的历史，其早期虽为牟氏家族的发祥地，但到民国时期它已经演变为位于栖霞古镇都的牟氏庄园的佃户村了。1950年代后牟家疃进入了集体化时代，以先辈留下的菜园、果园、各种农副业等特有的村落资源为基础，积累起了大量的公共财产，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裕村和先进村。1980年代以来，牟家疃集体事业瞬间瓦解，家庭经济却有极大改善，形成了以苹果生产、销售及相关服务业为一体的产业链，社会生活文化也更加多元化。“一家一个天”，这是牟家疃人常说的一句话。似乎可以理解为对政权更替、意识形态新陈代谢的一种描述，似乎也可以理解为对当下村落文化形态的概括，似乎也可以理解为对自身生活方式的一种辩白。在风云际会中，恪守传统，从容淡定，不断思考生命的社会意义与文化意义，或许正是其一脉相传的根基，和牟氏家族走向繁荣的根本。

　　关于青岛台头村。该村因社会学家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一书而名扬海内外学术界，此后不断有学者对其追踪调查。1949年前是个典型的农业村落，这表现在，经济上它以粮食生产为主并辅以少部分以满足村落内需求的农副业和小商业，在社会组织上有鲜明的家族主义特点，在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四时节令上有典型的农业社会的特点。集体化时代，村落社会组织与文化形态均发生显著改变，但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都得到延续，特别是适应国家需要，村落发展成为著名的粮食生产区、模范村和远近闻名的富裕村。1980年代以后，随着青岛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台头村逐渐从农村聚落向城市社区转变，工商服务业逐渐取代农业成为村落经济的主体。在这样的一个转变过程中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百多年来深受青岛城市化之影响，其中既有被迫面对的城市挤压，也有积极主动的迎合与调适;二是没有发生明显的、可以被上层精英分子视之为具有“保守”、“封闭”、“安土重迁”性质的反城市化、反现代化的行为，换言之，台头村人没有强烈地固守传统的自觉;三是在现代社区生活中，大量传统因素得到延续，这也说明，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本来就不是完全对立的，彼此间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与表达是具有共通性的。

　　关于章丘朱家裕。该村位于县境南部的山麓地带，其历史可以上溯至明朝初年的大移民时代。贫瘠的农业资源使其很早就重视村落外生存资源的拓展，因而形成了重教育、重工商业的传统。集体化时代适应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需求，村落自山区向平原的整体搬迁，使旧村落所代表的文化形态得到比较完整的保留。改革开放后，随着乡村自由体系的回复和乡村经济生活的多元化，人们重新发现了那些曾经被视为落后文化的旧文化遗存的价值，在整理、修缮和复建基础上，打造出了“明清古村”、“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的村落新形象，并发展出了现代旅游业。朱家裕村的发展史说明，村落文化传统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这既包括空间的累积也有时间的累积，而其中之关键是人的变迁。人的生存空间因为技术的进步而有巨大改变，它在拓展人的生存资源、增加人的流动性的同时，又加快了人们接触的频率密切了人们的联系，强化了族群与价值的认同。同时，在时间意义上，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群体的人，都面临着许多具有恒久意义的问题的思考、选择与践行，传统作为蕴含多重价值的思想资源和生存资源，是人们在实现生存和发展的探索中，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依据和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