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乡村传统文化延续与转型的机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整个中国文化特性的重新检讨。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掌握了这个机制，对于正确地把握乡村文化发展规律并因此而确定乡村文化发展政策，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一探索能否取得进展，又取决于对乡村文化特性的正确解读与判定。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中国的现代化根本上就是从以手工农业为主的乡村社会向以现代工商业为主的城市社会的转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乡村的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因而，如何实现乡村的转变、如何推进乡村的转变以及如何认识乡村的转变，成为倍受社会各界关注、思考和反复实践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但这并不能掩饰中国乡村研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1)许多争论迄今没有答案，例如小农的“理性”与“道义”、村落的“封闭”与“开放”、“村落共同体”、“市场共同体”与“文化权力网络”，等等;(2)对乡村社会文化的描述与分析不乏人云亦云、名为合理而实际自相矛盾的惯习，例如对农民“愚昧”、“迷信”思想的持续批判;(3)以定性分析取代定量分析，许多观点逻辑倒置、脱离事实，例如，所谓农民的“封闭”、“短视”、“安土重迁”、“缺乏合作精神”等;(4)乡村文化图景的碎化，例如，各个学科基于自身价值取向和表达方式而各取所需、各是其是;(5)对乡村未来发展路径的展望精彩纷呈，但内里却逻辑基本依旧。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有许多，其中最根本一点就是，相对于乡村及其居民，改革的倡导者、实践者和研究者终归是“他者”。他者出现，为本土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体系、行为规范和发展方向;但他者对本土的观察是表面的、局部的、当下的(亦即是断裂的)，特别是其与本土的利益是间接的、异向的，自然，其对乡村社会文化的本质与特点，也就很难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以此所确定之社会政策也很难如愿实现。乡村实践上的梁漱溟式之叹(“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与乡村研究上的赵旭东式之问(“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均源于此。

　　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从本土文化概念入手，以华北地区的山东为重点，努力将“写意”(长时段的宏观叙事)与“写实”(短时段的事件与人物述描)的方法相结合，拓展文化转型的历时性视野，以考察乡村文化变迁的基本规制力量，并以村落为基础、以事件与人物为中心，考察乡土文化自觉的特点与乡村文化延续的机制，对于丰富和加深对乡村文化的认识，进而推动当下的新农村建设运动，均具有显著之意义。

　　于“变”中看“不变”

　　据笔者的观察与分析，此前关于中国乡村文化变迁的研究，大多存在一种相似的价值倾向，这就是对当下合理性的追求。这个合理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实利益的合理性即符合当下的政治需求与经济利益，二是理论上的合理性即符合现代化标准，具体说就是政治上的民族国家建设与经济上的工业化和文化上的科学化。基于此，它强调“变”的哲学，一方面以“是否变”为基本的价值标准评判各种观念、制度与行为是否合理，另一方面以“推动变”为基本目的设计各种政策。我们不能否认“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也必须认识到“变”的多样性，有的变得很快，有的变的较慢，有的甚至难以改变。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下中国乡村文化各种形态固然是各种“可变”与“求变”因素的结果，但很大程度上又可以归之于各种“不变”因素的作用。不过，据笔者掌握的情况，迄今为止的学术界缺乏对这些不变因素的关注和思考。因而，其对乡村文化基质的把握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这些不变因素是什么?本文对百多年来社会各界对“乡村问题”的界定及其变化后。从总体上看，国人对乡村问题的思考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四个阶段：

　　晚清时期。在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的观察中，贫困是乡村问题的基本内容，导致贫困的因素包括人口膨胀、自然灾害、政府剥夺、小农生产的低效率、西方列强的侵略、战乱的破坏、地主豪绅和商业资本的剥夺，以及社会风俗的奢侈浪费，等等。同时，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在解决这些问题上，他们提出的对策，既有兴水利等传统措施，更有学习“西法”的主张，其中既有技术层面的，也有制度层面的。特别是梁启超率先提出“农民为国民中坚者也”的思想，事实上已涉及乡村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重建的重大问题，其意义尤为重要。当然，晚清时期的“乡村问题”还不是个社会焦点，因而缺乏必要的对话和论争，以及相应的专业性和学理性。

　　民国时期乡村问题的日渐凸显。这一现象客观上缘于中国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主观上则源于思想与话语体系的转变，即以“现代性”与“民族性”为目标的文化建设思潮的发展，如新文化领袖们对旧道德、旧文化、旧礼俗的批判，社会主义者、平民主义者为建设民主政治和大众文化而对乡村文化价值的重新发现，新儒家在“回归传统”旗帜下对乡村文化资源及其价值的挖掘。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乡村问题的不同认识和思考。从总体上看，乡村的贫困与破产是社会各界的共识，对造成此种贫困的原因，他们的认识与晚清时期也大体上相同。但由于彼此间的价值体系不同，其强调的重点则大不相同：(1)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先是将其归因于“知识阶层的离村”，后来则认为“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与破坏所致”;而毛泽东则强调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2)国民党及其政府的认识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先是与中共的观点基本相似，“四一二”后则明显地右转，一方面，乡村问题在其政治和经济战略中逐渐边缘化，另一方面，对其根源的解读也逐渐从制度层面向技术层面转移。(3)乡村建设派的认识也不一致，梁漱溟眼中的乡村问题不但是经济上的破产，更重要的还是精神上的破产，即乡间原有的风俗习惯的崩溃;而晏阳初则强调从“人”自身寻找问题根源，并概括出“愚、穷、弱、私”四大病象。(4)知识界也有各种解读，经济学家陈翰笙强调乡村贫困主要是“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造成的，而王宜昌则认定是资本问题而不是土地问题;作为社会学家的乔启明、费孝通等人则突出强调“人口过剩”的影响，作为哲学家的胡适则反复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不良，而不认同西方侵略之说。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大多数政治家和思想家批判乡民愚昧、迷信、缺乏自觉和组织能力的同时，中共思想家则始终认为乡民是有理性、自觉性和自组织能力的。

　　新中国时期乡村问题的延续与变迁。1949年后随着中国政治一元化与社会一体化体系的形成，“乡村问题”的外在环境与内部构成发生重大变化。但分析该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各种论述发现，“乡村问题”基本依旧，即贫困和落后。同时，其中之原因也大多与此前相同，如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统治的长期影响、小农生产的落后、自然灾害的破坏、人口过多、农民负担重、思想文化落后，等等。新政府在解决乡村问题上，强调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强调“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强调“文化革命”。但这些政策没有发挥根本性作用，甚至还使其中的许多问题变得更加激烈与紧张，比如国家与社会之矛盾、城乡矛盾、人地矛盾等等。1978年后的改革，本质上是纠正上述问题，重建乡村的自由与多元价值体系，因而才有生产力之极大解放与乡村经济之迅速发展。但综合本时期朝野各方的观察与思考，有两点让人印象深刻：一是乡村依然问题成堆，且最大的问题还是贫困与落后;二是导致贫困与落后的原因，大部分是百年来的固疴陈疾。

　　基于以上梳理，我们惊奇地发现，百年之前与百年之后又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贫困与落后是乡村始终无法摆脱的梦魇，人口繁重、灾害频仍、教育落后、政府剥夺，始终是桎梏乡民社会的重重枷锁;甚至学术界所使用一些基本表述都没有变化。由此也说明：(1)人的生存与发展、人口结构、自然状况、国家干预等问题，都是影响乡民生存方式与生活样态的长时段、基质性甚至是恒久性的问题，政治、社会的变迁虽程度不同地对其产生影响，但短时间内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之，这也决定了乡民生命的延续与生命价值的探索与表达，始终龟缩在一个极度紧张的空间中，而始终难以破壁;(2)传统文化正是对这些基质性问题的长期探索，并在时间和空间上累积起来的生存智慧和对生命本体意义的表达;乡村居民虽代有更替，然始终面临着近乎同样的问题，以传统为思想资源探求解决之道是合乎逻辑的、低成本、低风险的理性选择;(3)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知识背景与社会关切，对乡村问题的解决提出了种种方案，对乡村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之影响;但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所处社会层级网络有着巨大差别，他们终究是乡村的过客和他者;也意味着他们对这些基质性要素的认识与感悟，与直面自然、处处践行的乡民有着巨大的不同，其“审美意象”能否招致后者的青睐、产生多大程度的刺激与引领，则又根本性地取决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