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1969年）哈佛的海教授再次寄来聘函邀请。当时外子在美既未能觅得工作，两个女儿又都在美国读书，我个人在台湾的教学所得实在无法供应他们的生活费用，遂决定为老父办了护照，准备与父亲一同赴美。但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办妥，最后还是依哈佛海教授的安排先到了加拿大，准备由加拿大再转赴美国。而谁知抵加后也仍然没能拿到美国签证，遂又经海教授之介绍，接受了温哥华B.C省大学亚洲系客座一年的临时聘约。当时亚洲系的系主任蒲立本教授（E.G.Pulleylank）向我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除了担任研究所中两个会说中国话的洋学生的研究导师以外，还一定要教一门全校学生都可以选修的《中国文学介绍》（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的大课，这一门课程是要从古代的《毛诗》一直教到当代的《毛泽东诗词》的各体中国文学的介绍，而且指定必须用英语讲授。本来即使用中文来介绍这么悠久的中国历代文学，就已经不是一件易事，何况要用英语讲授，但当时我已别无退路，为了全家的生计，我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而当我拿到了聘书要把外子和两个女儿从美国接来温哥华时，当时温哥华的移民局却百般刁难，说妇女不可以做户长，不可以把他们用我的眷属身份接过来。我在极度忙碌和烦苦中，也曾经写了一首诗，题目是《异国》。诗是这样写的：

　　异国霜红又满枝，飘零今更甚年时。

　　初心已负原难白，独木危倾强自支。

　　忍吏为家甘受辱，寄人非故剩堪悲。

　　行前一卜言真验，留向天涯哭水湄。

　　诗中的“初心已负”一句，写的是我本来曾希望外子在美国能够找到一个工作，因为想要离开台湾到美国来，原是他的本意，要我把两个女儿带出来，原来也是他的意思。至于我自己，则本来打算仍留在台湾教书，而每年可利用假期来美国与他们相聚。但外子既未能找到工作，我遂不得不违背初心，留在了北美，而且被迫要用英语讲课，每晚要查生字到一两点钟，第二天再去用生硬的英语来给学生们讲授那本来非常美妙的古典诗词，其劳苦和酸辛是可以想见的。也就是在这种心情下，我写下了那首题为《鹏飞》的小诗，说“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匍地行。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余生”，表露了我失所的悲苦。这首小诗一向不被人注意，而且我的悲苦也是无可倾诉和言说的。我当然不能向老父诉说，因为他本来已经为我婚后种种不幸的遭遇而满怀哀悯，我对他只有承欢，而决不该增加他的烦恼；我也不愿向两个女儿诉说，因为我一直记得《世说新语》中谢太傅曾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当然更不敢对外子诉说，因为只要我对工作稍有劳苦之言，他都会认为是对他的讽刺而免不了一场风暴。那时我经常会做梦，梦境有两种情况，有时是梦到我遍体鳞伤，而已经去世多年的母亲要来接我回家；再则也有时梦到我回到故乡，在一个教室中，用母语为学生们讲授诗词。我在之前一篇文稿中所提到的台静农先生书赠给我的那幅梦中联语，就是我在这样的梦中梦到为学生们讲述的一幅联语（我的《鹏飞》小诗和这幅《梦中联语》都曾被收入《迦陵诗词稿》，出版多年，但却从来未曾引起过读者的注意，而台先生却两次都未经我的请求而出我意外地把它们写成书法送给了我，台先生的锐感深心是我永远感念的）。我琐琐地叙写这些往事，只是要说明我当年是以何种心情去申请回国探亲和讲学的，又是在怎样的一种语境中认识了范曾先生的。

　　我既然一直怀着强烈的思乡之情，所以当加拿大与中国一开始建交，我就怀着试探之心按照祖居的旧址给北京的两个弟弟寄去了第一封信，不久后收到了大弟嘉谋的回信，说他与小弟嘉炽都仍住在北京的老家旧址，全家都好。于是满怀欣喜之下，我就向渥太华的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提出了回国探亲的申请。1974年春夏之间，我的申请获得了批准，于是我就利用暑假开始了我离别将近三十年之久的第一次还乡之旅。当时我旅行的一切行程都是由中国旅行社安排的，返回温哥华后，我曾经写了一首题为《祖国行》的2100字左右的长诗，记述了这一次还乡的见闻和感想。我出生在军阀仍在混战的1924年，而在我读到初中二年级那年的暑期，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经过了漫长的八年沦陷，直到1945年我大学毕业时，才迎来了胜利。而北京所迎来的，则是被人称为“劫收”的接收。 其后我于1948年春与外子结婚后，先是赁居在南京。他当时在海军任一个少尉官阶的文职工作，而我则暂时闲居在家，但不久后我就被邀聘到一个名为圣三中学的私立中学去任教了。我那时曾经写了一套《越调斗鹌鹑》的散套，记述了在南京这一段时期的见闻和感想。当年的11月国民党政府自南京撤守，我就追随外子工作的调动去了台湾，在抵台后的次年就经历了白色恐怖。而1974年我这个饱经战乱忧患的游子，现在竟果然实现了还乡的梦想，并且在旅行社的安排下见到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后的种种建设，内心中确实充满了兴奋和感动。不过当时正在批林批孔，我也听说在“文革”中教育界和知识分子曾受到了不少迫害，心想我以后大概只能回国探亲，却再也不可能回来教书了。其后1977年我再次回国探亲，那时“四人帮”已经倒台。我在旅途的火车上看到不少国内的旅客，或拿着一册《唐诗三百首》，或拿着一册才出版不久的《天安门诗抄》，津津有味地在阅读，而且在西安和桂林等地，那些本地的导游，在介绍当地的名胜古迹时，还能背诵不少与这些古迹相关的古诗。我当时对这种现象极感兴奋，心想我们中华文化中的富于感发生命的诗词，虽历经劫难而毕竟依然未死，我可以申请回国教书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也就是在这次旅途中，我满怀激动地写下了“诗中见惯古长安，万里来游鄠杜间，弥望川原似相识，千年国土锦江山”与“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等诗句。诗虽不足观，但确实是我内心中真实的感动。

　　回到温哥华以后，我于1978年的春天给国家教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回国教书的申请。当我出去寄信时，要步行穿过我家门前的一片树林，那时正是傍晚黄昏，树梢闪动着一片金黄色的落日余晖，不时有归巢的飞鸟从头顶掠过，而马路两旁正开满了粉红色的樱花，一阵风来，就有千万片飞花纷纷飘落。我当时已是54岁，心想来日无多，不免担心我想要回国教书的理想不知何日方能实现。于是就吟成了题为《向晚》的两首七言绝句。诗是这样写的：

　　其一

　　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余金。

　　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

　　其二

　　花飞早识春难驻，梦破从无迹可寻。

　　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