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的批判做起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一方面我们确实创造了奇迹，全世界都承认；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遇到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有很多经验和教训。但是，把这些经验和教训上升到学理和哲学思维上来总结时，所下的功夫却很不够。前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人们对改革开放30年实践的理论表述，始终不能超出已有文件的政治话语层次，少有更深入的理论提升。于是，我们现在不得不经常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人对自己现在的情况不知该怎样说。例如，经常有外国人问“你们改革开放是什么哲学？”就很少有人回答上来，或者回答了别人也不信。最近我参加一次咨询会，发现我们的对外宣传往往无法与国内的说法充分接轨。在国内讲的很多东西，对外就不理直气壮地去说，反倒觉得离开现实去说孔子、说古人更有效。这是为什么？说到底，还是对现实的把握没有达到应有的理论层次，因此缺少足够的理论自信。自己对自己这些年所做的事情，缺少足够的理论论证、分析批判和凝炼提升，因此我们长期以来在“说与做”之间存在着二元化的困境，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

　　不久前奈斯比写的那个《中国大趋势》里也有一个看法，就是说中国有很多故事，但中国人自己不会讲。对于改革开放 30多年来的哲学和理论收获，我们自己是否能说到位，这是一个结果；而我们想不想、会不会说到位，则是一个前提。目前我们理论研究的一个毛病，正是缺少这种动力和激情。表现为不大关注和理解现实，甚至不大看得起现实，不大看得起活着的中国人所做的事情。在学术上，往往容易把遥远的古人或外国人的成就进一步加以美化和提升，而对我们自己脚下走的路和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却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进行理论批判和总结。前几年甚至出现过一个口号：“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对学术界的影响不小。但是，当人们热衷于在人文社科领域里区分“思想”与“学术”，并刻意回避前者，又通过突出某种现成的学术形式和学术规范来强化某种门户之见时，就无形中助长了以自我保全为目的，一味趋史避论、趋古避今、趋洋避中、趋名避实，总之是脱离社会、脱离现实的学术风气。这种形式主义的片面诉求，往往起着屏蔽中国学术自主创新的作用，与我们的时代和实践极不相称，很可能导致一种学术侏儒化、文化侏儒化的后果。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有许多非学术的原因，但学术界的自我选择和治学心态，也需要反思。

　　总之，缺少现实的理论批判意识，不仅表现为轻视或回避现实问题的理论封闭，更表现为面对现实问题却无力批判的理论贫乏。这两者共同地暴露了我们基础研究的不足，使理论难以回应时代的呼声。而我们未来的哲学和文化，只能是在融合优良的历史传统和适合于我们的西方经验的基础之上，在解决我们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这一取向可以成为我们哲学和文化繁荣兴盛、创新发展的契机。 (李德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