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全球粮食价格上涨。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时候就出现过全球三种主粮产品——小麦、玉米和稻米价格大幅上涨。这次也有类似的规律。本轮危机中，这种相关性的原因主要在于，当全球经济危机发生时大量过剩流动性涌入到能源、粮食和原材料、期货领域，能源价格上涨给了生物质能源3倍于以往的利润空间。因为生物质能源与石油是相互替代产品，因此生物质能源生产的盈利性取决于石油价格。简单来说，当石油价格维持在50美元/桶时，生物质能源的投入产出大体相平；低于40美元/桶时，生物质能源的生产就不挣钱；如果上涨到100美元，意味着生物质能源的成本利润率是100%；如果达到150美元，就意味着生产生物质能源将获得3倍于成本的利润。因此，只要油价攀升，生物质能源生产的利润空间就随之增加。

　　此外，据国外学者介绍，占人口20%的发达国家为了将清洁能源在所消费能源中的占比达到20%，所做出的规划就是进行1亿公顷土地的生物质能源开发。这意味着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口粮面积会下降，就会带来几千万人的饥饿。另有专家指出，美国大概从明年开始，玉米和大豆的4到6成要开始做生物质能源。

　　从趋势来说，资源短缺、资本过剩，一定是恶化人类安全的；全球经济危机对于人类安全的影响将是长期的。

　　3. 单一经济国家的基本民生所受冲击最严重。

　　在全球通胀的冲击下，那些不得不维持着殖民地“单一经济”因而本国民众的食品和一般商品都得靠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将次第出现多米诺效应。

　　“单一经济”是指那些曾经的殖民地国家，殖民者虽然表面上离开了，但留下的经济结构是单一的且高度货币化的，并不是出于本国国民基本生存的需要。比如香蕉之国厄瓜多尔，大部分地区只种香蕉，香蕉没成熟或者香蕉成熟了没人买，人们就没有现金收入，也就没有基本生存条件，因为平时他们既不种粮食、蔬菜，也不养鸡、养猪，国家不进口食品就没法维持基本生存！所以，大多数殖民主义时期留下的“单一经济”结构的前殖民地国家，遭遇核心国家扩张信用推动全球通胀、嫁祸于人的时候，将首当其冲遭遇高通胀、高失业的打击。

　　2008年世界粮荒中，主要是38个国家遭遇饥饿，主要原因是过剩金融资本冲击粮食市场，导致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现在，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到2011年这短短一个年度内，大多数按照西方生活方式获取食品的，比如以面包为主食，遭遇的最大的问题是小麦价格上涨100%，玉米价格上涨73%，三种主要粮食价格现在已经接近到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的水平，上涨达19%。因此直接影响6800万日均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其中4400多万贫困人口将降到赤贫水平。世界银行特别指出，东亚社会因以稻米为主，这次受粮食价格上涨的打击不如其它地区严重；也就是说像西亚北非这种以吃面包为主的地区受到粮食价格上涨打击最严重，因为这次先上涨的是小麦，接着是玉米，最后才是稻米

　　（三）高学历失业青年成为埃及街头政治的第一大主力

　　埃及经济增长率比一般发达国家都要高得多，只不过在经济危机打击之下有所下降，但仍然有上升的空间。从国民经济结构看，服务业占比50%，农业占比13%—14%，已经是一个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一般要求的经济结构调整它也达到了，人均GDP也早就超过了5000美元。

　　埃及官方公布的失业率、通胀膨胀率也都不是那么显著。埃及这次官方通货膨胀率是12.8%。不过，当地人说，他们认为实际上食品价格指数已经超过了30%。而且，印度的通货膨胀率只有11.8%，却已经引爆了几十万人大规模的示威了。

　　埃及这一次街头政治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动员、没有政治纲领，既不是19世纪西方国家阶级斗争为主的政治，也不是20世纪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的政治，而是21世纪遭遇“两高”打击的“一单”国家承载了过重的全球经济危机代价而爆发的街头政治。至于哪种大国势力由此损益，则要看全球地缘战略格局了。

　　高学历者的高失业是发展中国家大都按照发达国家的教育体制来安排本国教育所导致的后果。因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5%来源于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其教育也是服务于这个经济结构的。在埃及高学历的失业人口是30%以上，并且主要是高学历青年人的失业。这次动荡，埃及工人是在运动的晚期才加入的，农民没有加入，尽管农村中有相当多的贫困人口。工人、农民作为传统的19—20世纪阶级斗争的主力，这次都不加入。埃及这次运动的主力参与者是在通胀中遭遇挫折的中产阶级群体，又是由高学历的高失业群体率先走上街头的。

　　（四）西亚、北非街头政治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教训

　　1. 危机转嫁仍是基本规律。

　　回归到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这个逻辑关系上来看，发达国家高成本的上层建筑所形成的代价，要由发展中国家薄弱的经济基础来承载，且不说任何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来构建本国上层建筑的全部失败，发达国家自身也在不断地造成更高成本的转嫁。

　　最新的数据显示，现在全球的三个高债务国家是美国、英国、日本，日本的债务率200%以上，美国和英国在100%以上。其次就是欧盟国家中的意大利，负债率达到170%以上。欧盟国家一般负债率在60%左右。欧盟国家没有形成高负债国家联盟，但是以美国为首的高负债国家形成了战略联盟，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战略联盟”暗示的是债务可以继续扩张但不用还。

　　总之，政府通过扩张信用以制造通货膨胀的手段对全社会、全球转嫁债务危机，结果必然导致基本原材料、食品等的价格上涨，社会不能承受，就演化为爆发性的社会代价。

　　2. 新兴制造业国家的不稳定压力增大。

　　从现在情况看，世界各国通胀率走高，仍然是因为发达国家转嫁成本而导致以发展中国家或者制造业国家为主来发生高通胀，因为食品和基础原材料涨价，对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影响最大。

　　指望着一国靠内政来化解通胀或者化解失业，在小国是做不到的。全球经济危机条件下的政府信用扩张导致通货膨胀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结构单一、幅员狭小的小国就承载不住冲击，会相继爆发各种各样的社会动乱。越是新兴国家，在所谓全球政治秩序、经济秩序不能改变的条件下，遭受到的不稳定压力越大。这仍然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不是谁比谁更腐败、更独裁、更专制。

　　但因为这些小国向外出口资源，他们发生动乱就意味资源供应的不稳定性，就会导致进口资源的国家出现“危机输入”，所以，第一轮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影响的是这些小国，第二轮就会是进口资源、能源、原材料的国家，像印度等。而巴西、俄国，既有制造业、又有资源，相对来讲会幸运一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