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达国家全球金融资本与现代化政体的双重危机

　　2008年西方金融资本核心区“华尔街金融海啸”次第引发了全球危机和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引发了海内外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这场全球危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相关性，本质上是由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扩张信用造成的。从迄今为止的演变进程来看，主导国家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破灭不仅引发了金融危机，也暴露了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愈演愈烈的财政（政府债务）危机。

　　正是由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都是政府独有之政治强权创造的信用体系危机，我们才说这场全球危机不仅是经济的，其实质也是源于西方的现代上层建筑的政体危机，或称现代政治危机；其所以引发西亚、北非的政治动荡，则可归因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普世价值，在危机爆发时直接地、显著地作用于高成本上层建筑的逻辑结果。

　　（一）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特征

　　渐次暴露出来的发达国家债务危机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方面，这是一场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与以往人们较多讨论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差异显著，却内在具有同源性；另一方面，从新世纪第一个10年西方政府不断增加债务的演化情况看，西方债务危机并未结束，进入第二个10年仍然在不断地蔓延、发酵，有些情况下还可能激化、恶化。

　　1. 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规模。

　　根据2009年9月《经济学人》杂志设立的“全球政府债务钟”，到2009年底，全球各国负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0年8月底全球债务已达到39.6万亿，直逼40万亿大关。与发展中国家过去的债务压力相比，发达国家今天的负债局面更为严峻。2009年全球债务中，前10个债务最高的国家负债总额占全世界全部债务79.09%，除中国和印度外，其他8个均为发达国家；这8个国家的政府债务总额达到28万亿美元，占全球全部债务的74.4%。也就是说，当前的全世界政府债务中，绝大部分债务是发达国家的。

　　从债务的相对规模来看，北美、日本及欧元区国家的负债状况最为严峻。日本的政府债务无论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都最大，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190%；债务规模居次的美国这一比重为51.9%，意大利为115.2%。2008年底全球中、低收入国家的外债现值为3.4万亿美元，其中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外债总和约为2.1万亿美元，而日本一国2009年底的政府债务就已达到9.49万亿，美、德、意、法、英等国的债务规模也都达到了万亿美元的规模。

　　2. 发达国家政府债务的扩张趋势。

　　与一般债务不同，政府的债务并不是有借有还，而往往是在政府发行的新债中更高比例地用以支付旧债，从而也就内生性地助推了政府债务信用的扩张。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救市”需求，西方国家自2009年以来所采取的转嫁危机代价的宏观政策中，短期有效但危害最为深远的措施，仍然是大规模增加政府债务。

　　在危机压力下，明显具有饮鸩止渴性质的、体现资本主义内生的“竞劣机制”的国家竞争中，仍是以美国为甚——政府债务规模迅即增至高达14万亿美元（2011年1月数据），与5年前相比翻了一番！

　　其他发达国家也同样，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的政府债务都急剧增加，除美国以外，英、日、西班牙、冰岛等国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也大幅攀升，英国增加了近40个百分点。

　　而且，发达国家政府现在是在用两只“看得见的手”同时扩张信用，一方面扩张债务，一方面增发货币信用来购买债务。

　　3. 发达国家债台高筑的政治经济原因。

　　政治体制原因方面，发达国家之所以积累了这么高的债务并且难以化解，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政治现代化的内生性危机。

　　在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已经具有高度“政治正确”，但在发达国家现行政治体制下，这些被作为长期意识形态而广泛宣传的理念是一回事，其得以借助被称为“现代化”的政治形式来具体运作过程，则是另一回事。从客观上看，这些政治现代化运作，都将增加政府赤字和国家债务——政治家为赢得选举而支付的全部成本、连同其政党给民众做出的福利承诺，在政府财政来源不足时都会直接形成高额的政府债务，再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一般占总人口的70%左右，他们的福利需求总是以泛政治化的方式提出、再通过民主政治的方式来表达，从而造成了极高的政治成本。此外，欧洲的人口老龄化客观上导致社会成本提高，也增加了政府社会开支的压力。

　　经济原因方面，在上述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另一个、也是最具实质性的变化是西方世界普遍的债务化：居民账户和国民收入账户一样都是经常项目逆差而资本项目顺差，即居民实际上是在用符号经济的收益维持实体性的生活消费，而且也越来越多地依赖政府转移支付来维持基本保障。倘若客观地看占全球人口20%的发达国家民众的现代生存之道，对于那些生活在已经实现了所谓“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民众来说，其福利和基本生活已经越来越多地、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这种只能对全球转嫁制度成本才能生存的体制。他们已被全球“资本深化”所内化——西方式福利主义大锅饭的“温水煮蛙”。

　　产业转移导致的空心化和随之而来的金融资本全球化，都是对本国实体经济和物质财富的异化，势必促成资本与政府这两个异化物“进步”到金融垄断和政治垄断的结合，从而使国内形成了新的收入分配格局和社会结构。这些内部变化客观上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要依靠福利制度来弱化社会分化的制度成本。

　　因此，在这种西方模式的政治现代化中，只能是继续深化社会制度寄生性，通过货币信用扩张和债务扩张来满足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福利主义需求。但越是这样，越走向不归路。

　　（二）政府债务危机为什么先从欧洲国家爆发

　　当前债务危机最严重的，是欧盟中那些已经没有实质产业支撑却加入了欧元区的国家。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这些欧元区国家因放弃了货币主权，不能再用政府不断增发货币制造通货膨胀的手段向社会转嫁危机，从而率先爆发债务危机。

　　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意味着这些仍然具有政治主权的欧元区国家把最为重要的经济主权——对内的货币主权和外汇主权都交给了欧洲中央银行，不仅失去了靠制造通货膨胀向社会转嫁危机来缓解债务压力的手段，而且不再有条件采取即时的利率和汇率政策这两个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也就失去了政府即时宏观调控的两只手。

　　何况，这类国家大多数同时完成了制造业对外转移，那就好比完成了经济上的自断骨肱——失去了货币体系和产业体系这两条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腿。

　　因此，发达国家愈益严峻的债务危机，本质上可归类为上层建筑不能适应改变了的经济基础的内在矛盾——以产业资本作为经济基础崛起而构建的现代政治体制，在产业资本大规模移出之后不能被愈益虚拟化的金融经济有效支撑。这并非通常所说的个别国家元首任期内所面临的国内信任危机。在西方现代政治理念的支配下，选举实践必然会内在形成政治成本累积起来的公共债务因现金流断裂而爆发的“现代政治”危机。

　　进一步根据政治经济学作分析可以认识到，欧元区国家虽然有条件发行欧元扩充欧洲金融资本参与全球金融竞争的“数量”，却没有条件提升欧元的“质量”——由于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靠军事霸权来维护其作为全球主流储备货币的地位，遂决定了其不可能像美元资本那样直接向世界转嫁美国政府债券增发隐含的本国债务增量。

　　比如希腊，这个欧洲边缘国家中政府债务危机较早爆发的国家，原来的主导产业是造船业和航运业，两大产业先后移出、经济空心化后，其支柱产业变成了旅游业。固然，伴随着产业资本的转移，该国19世纪传统政治中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矛盾也转移出去了，整个社会变成了非体力劳动群体——中产阶级作为主导；但这也意味着永久性地失去了产业资本这个支柱。在这个基础上，希腊加入欧元区，意味着又失去了金融资本这个支柱。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没有了，那么，政府的利率调控、汇率调控等宏观政策也就没意义了；遭遇债务危机时，只能仰仗欧洲中央银行来救他们。

　　而美国尽管债务规模比欧盟各国加总还要庞大，但爆发债务危机之所以会晚于欧洲，主要原因是具有全球储备货币发行权的特殊地位，且其近年来的军事开支占全球军费总量的一半，足以形成与金融垄断资本密切结合的强势政府，必要时得以借军事手段维护其已经构成恶性循环的货币信用。因此，只有美国仍然可以靠既增发货币（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又增发国债，以促推全球通货膨胀的方式，向世界上其他仍然主要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业化国家转嫁危机代价。

　　（三）危机代价向发展中国家的转嫁

　　如同20世纪上半叶产业资本阶段生产过剩、恶性竞争的矛盾最终在核心区激烈爆发一样，资本主义进入金融资本阶段寄生性的内在矛盾，也会不可逆地演变成从边缘向核心的经济危机……

　　同样不可逆的，是危机发生中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转嫁制度成本，而导致边缘国家连带发生输入型危机。不同的是，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危机，顶多恶化成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不仅每次就是经济危机，而且经常递进成社会动乱、政权颠覆、国家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