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发达国家成本转嫁　西亚、北非“两高一单”发生“街头政治”

　　西亚、北非历史上多次上演过的大痛苦，都是因离欧洲太近造成的；那里正在发生的，仍然是全球资本化危机延续着的悲剧。西亚、北非的政权变化，是一场在核心国家资本主义危机向全球转嫁代价的背景下，由于“两高一单”而引发的政治动荡。“两高”是指高通胀和高失业；“一单”是指后殖民主义时期发展中国家单一经济结构问题。其本质，是高成本的西方政治体制造成债务危机转嫁，与发展中国家薄弱的经济基础承载危机代价之间的矛盾，这是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基本矛盾。

　　（一）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与发达国家上层建筑之间更具有本质的对抗性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一对具有制约性因果关系的矛盾。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这对矛盾演变为：发展中国家以其薄弱的经济基础，来支撑发达国家造成的、人类历史上伴随资本这个人类异化物而形成的高成本上层建筑。

　　这里所谓发达国家的高成本上层建筑有两重含义，一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主导/强加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而使发展中国家自身的上层建筑成本过高；二是发达国家为支撑其本国的高成本上层建筑而以全球通胀的手段向发展中国家转嫁代价。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承担的是双重的高成本上层建筑的压力。

　　虽然西方政治家以代表人类普遍利益提出的所谓人权、民主、自由等表达，已经伴随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科学教育及传媒等工具传播而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接受的理念，但这些价值观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客观上都不具有支撑条件，导致一般发展中国家追随西方的精英集团对本国独立自主发展的整体反作用。

　　以此看当今西亚、北非出现的问题，显见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具有支撑这种上层建筑的条件——悲剧之所以无可奈何地延续，乃在于无论换人换政，无论是独裁政治还是民主政治，都不可能化解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的危机。

　　因此，发展中国家上层建筑的任何调整，都并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得到加强，反而一定是把搬用西方上层建筑造成的代价再反作用于本国薄弱的经济基础，使这个经济基础在街头政治之后更难得到调整。

　　（二）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对单一结构的经济体的影响

　　1.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必然导致全球通货膨胀。

　　源于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被金融资本主导国家凭借政治强权来进一步扩张信用，造成全球通货膨胀。

　　当代垄断化帝国主义金融信用早已不再是市场决定的，既不再是所谓市场根据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来调节金融收益率，更不是一般经济学理论中自利的经济人假设下，资金作为一种要素由市场来自发调节就会达到“帕累托最优”。在金融垄断资本阶段践行这种理论的可能性不存在。在金融资本阶段，发达国家一定是政府看得见的两只“手”在主导——无论是国家的债务信用还是金融信用，都是政府用强权创造出来的。因此，当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发生危机的时候，占据强势金融资本地位的政府都用信用扩张来饮鸩止渴，而不可能自断股肱地砍掉或压缩政府创造的信用。因此，发生这种源于核心国家金融泡沫化的全球经济危机，只能导致核心国家的政府进一步扩张信用，不论谁执政都一样，这才是看得见的“阳谋”。由此，则必然进一步恶化全球通胀；而全球通胀将迫使那些不得不大量进口食品、能源和原材料的发展中国家承载金融危机的代价。

　　也就是说，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政府用强权扩张信用转化成全球高通胀，使发展中国家成为代价的载体，这就是金融资本阶段的全球危机转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