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经济人”的属性出发，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经济体制时，首先要关注人的个人利益。适应这种利益倾向建立的市场经济有利于激发人的积极性，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其次，一定要认识到人的社会性。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一定会关注到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或者说人们不仅仅要获得尽量多的物质财富，而且还要获得一定的社会认可，还会为社会发展而努力。在一定的环境下，人的社会性甚至会超过人的自利性。因此，对一种经济制度来说，能否关注人们的这种社会性，并引导这种社会性，使之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同样是十分重要的。我国的改革在关注了人的个人利益追求的同时，也特别关注人的这种社会性。这体现在该模式中的权力结构、意识形态、所有制和协调机制都不单单为人的自利性提供支持和保障，而是侧重把人们的行为导向更长远的社会目标，即实现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统一，从而使人们的自利性嵌入到这种社会目标中。因此，我国改革的逻辑出发点并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经济人”。

　　二、“看不见的手”对我国改革的解释陷入困境 

　　自亚当·斯密以来，“看不见的手”一直被当做自由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内容都是围绕这只“看不见的手”展开的。属于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单个商品的价格决定问题，而由供给和需求均衡决定的价格把一定量的资源分配于各种用途。而且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自由价格机制是有效配置资源的惟一选择。

　　我国改革虽然遵循的也是市场化取向，但是最终建立的经济体制却不是所谓的标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表现出十分鲜明的政府作用的特色。而这一特色正是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宏观调控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央政府可以发挥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倡导的宏观调控相同的职能，而地方政府不仅仅是一个宏观调控的实施者，还是一个积极的市场参与者，它以提高地方经济效益为目标参与经济活动，并且发挥出巨大优势。地方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引发出一个我国特有的经济现象——地方间的经济竞争，而且这种竞争带来的经济变化是显著的。目前全国有超过半数的省份GDP规模突破万亿元大关，而处于前列的一些省份更是富可敌国，如广东省200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在G20中可以排到第16位。这种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理解的经济运行模式竟取得如此突出的经济成就，说明自由市场机制并不是惟一的，也不是万能的。我国改革所取得的成功，对自由市场经济或者“看不见的手”提出的不仅仅是现实的挑战，更有理论上的挑战。在我国改革取得成功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

　　在计划与市场的长期争论中，西方主流经济学质疑计划有效性的最有力的根据是信息和激励对于计划的挑战，即计划经济运行中的高信息成本和激励不相容使得计划的效率极低。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许多坚持计划可行的学者就在探讨一种可以使计划有效运行的模式，结论是建立一种竞争社会主义。然而，这种竞争社会主义并没有进入实践的层面，当时的社会主义实践集中于经典的计划经济的探索。我国的改革是这种竞争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其突出特征是把竞争引入经济运行中，并且逐步实现了竞争的多样化，为竞争找到了新的形式。

　　在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竞争被限定在市场自发作用的基础上。这无疑是竞争的一种重要形式，但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形成的经济体制中，竞争不仅在企业层面发挥作用，而且在地方政府层面发挥作用。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又具有一定的计划色彩，因为地方政府是按照计划或规划开展竞争的。后一种竞争解决了过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难以把竞争与计划结合起来的问题，这与自由市场经济提倡的让“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把政府限定在最小功能上的主张有着重要区别。从这个角度讲，我国改革打破了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的垄断地位，一种新的多样化的竞争形式更符合现代经济对竞争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