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我国走出了一条渐进式改革之路。通过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保持了长期高速增长，由此给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这一成功破解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难题的制度变迁，却得不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解。它们一直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模式不符合西方的标准，因而是不会有前途的。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更加突出，尤其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更快。我国改革已从过去不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认同，变成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一些属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如“经济人”假定、“看不见的手”、制度绩效理论等，都无法对我国改革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我国改革的解释陷入了困境。

　　一、中国没有基于“经济人”假定设计改革路径 

　　“经济人”假定无疑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最重要的基础。一代代西方经济学家都以“经济人”假定为逻辑起点，逐步推演出整个经济学体系，形成了一部经济学进化史。这一点，即使被认为是“经济人”假定的提出者亚当·斯密可能也没有想到。在亚当·斯密那里，“人”只被赋予追求自己的利益，并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内涵。正如斯密自己所阐述的：每个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页）斯密赋予“人”这样的内涵，是为了论证那只“看不见的手”具有“超凡”的作用。如何在每个经济主体都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是能够把二者有机联系起来的最有效的机制。不过，“经济人”并不是斯密对人的全部看法，正如哈耶克所说：“当前对于亚当·斯密及其信徒的个人主义的许多误解当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发明了‘经济人’这个可怕的字眼；……但是实际上，亚当·斯密及其信徒们根本没有作此假定。要说他们认为懒惰、目光短浅、恣意挥霍是人的本性，只有通过环境的力量才能迫使人经济地或谨慎地调整其手段来实现目标，或许更符合事实。”（《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然而，到了新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人”被赋予了理解人类经济行为的惟一属性，并取得了三个“标准化”的规定：（1）经济活动中的人是自私的，他以追求自身利益作为经济行为的惟一动机；（2）经济活动中的人是理性的，具有完备或较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能视市场和自身状况而使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3）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就会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在这一属性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经济人”假定的过于自信，但我国的改革却对这一假定提出了挑战。

　　毫无疑问，任何一种好的经济制度变迁都需要把人的积极性更好地调动起来。因此，评价一种制度变迁的好与坏，关键是看它是否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而这又取决于对人的属性的准确把握。人的属性究竟是什么？这固然可以从人自身去理解，但绝不能脱离具体的制度选择去理解。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来看，似乎由于经济活动中的人是“经济人”，所以以此为出发点的制度选择应该是私有制与自由市场制度的结合。然而，进一步挖掘这种逻辑背后的内容，我们会发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实坚持的是另外一种逻辑，即它们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制度作为一种理想制度，而“经济人”假定只是用来论证这种制度合理性的一种逻辑追溯。因此，“经济人”绝不是人的行为的惟一特征。我国的改革并没有按照 “经济人”假定去设计路径，但取得了西方人意想不到的成功。这意味着我国改革和发展所基于的“人”并不是所谓的“经济人”。

　　我国改革所走的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有人称其为“中国模式”。该模式体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在权力结构方面，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由于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而我国在经济运行中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党的意志，这种意志被赋予明确的经济建设目标。二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模式”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这决定了“中国模式”仍然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三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公有制经济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是“中国模式”的显著体制特征。四是在协调机制方面，“中国模式”坚持的是国有经济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在这一市场制度中，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重要作用。

　　这样的一种改革之路，以及由此建立的经济体制显然与“标准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去甚远，因此，这种体制基于的人的特性也与“经济人”不同。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也有一个关于人的假定，正如马克思所言：“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卷第10页）因此，对人的属性的理解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人首先不是一个自然人，而是一个社会人；人其次还是一个利益最大化者，但这种利益最大化又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得以体现的。所以，对人的假定不能仅仅考虑人的利益最大化追求，还要考虑这种追求的社会关系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更应该是一个“社会经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