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何认识新闻自由？

　　应该说，每个人都有通过各种合法途径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的自由，这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但从“窃听事件”可以看出，新闻自由必须有一定的边界。如果没有边界，就会导致一部分人对自由的滥用，从而会伤害更多人的自由。其实，就新闻自由的本质而言，绝不是想报道什么就能报道什么、想怎么报道就可以怎么报道。自由总是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约束，不存在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新闻自由也是一样，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有条件的而非无条件的。一些人宣扬的所谓彻底的、绝对的新闻自由，既违背新闻自由的本质，也不符合新闻传播的事实。

　　首先，“新闻自由”这一概念从最初提出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17世纪的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受到封建王权的压迫，经济发展上受到封建王权的限制，在为了争取自身利益而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他们逐渐认识到，要提升政治地位、实现经济发展要求，首先必须争取言论出版自由。在这种状况下，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约翰·弥尔顿于1644年发表了后来被称为《论出版自由》的演说，抨击政府对新闻出版的专制统治，要求给予人民言论出版自由。英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约翰·利尔伯恩于1645年提出《天赋人权辩护书》，主张出版自由是人民的“天赋人权”。这些观点后来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8世纪欧美等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新闻自由思想也被资产阶级用来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有力思想武器。

　　在当前的西方国家，新闻自由的阶级性特征依然明显。由于当前的西方国家媒体主要被一些大的财团所操控，新闻自由代表和反映的也必然是大财团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即便是自己不直接拥有媒体的大财团，也可以通过向媒体投放广告实现其对媒体的影响。因为广告是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广告也就成为大财团手中操纵舆论的重要工具。这样，新闻机构就成了资本的忠实喉舌。可以说，在大资本财团实现了对西方国家媒体的控制后，媒体在当前的西方国家就成了各个利益集团的传声筒。比如，如果某个大公司的工人举行反对该公司老板的罢工，那么与该公司有广告关系或其他关系的媒体必然会不惜时间、采用各种方式对罢工进行抨击，而工人们却很难通过报刊、电台和电视发表自己的意见。新闻自由的阶级性在这里立即显现：资本家享有通过媒体为自己辩护并攻击工人的“新闻自由”，而工人们却不享有通过媒体为自己辩护的“新闻自由”。

　　至于当前西方国家经常出现的各媒体之间的对立与相互攻击，包括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与指责，不过是为各自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所作出的政治表态。

　　其次，新闻自由必须尊重新闻的真实性，并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报道必须真实、准确，把事情的真相原原本本地报道出来，使人们对客观世界产生理性的认识，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坚持新闻真实是新闻媒体取得公众信任的前提，也是新闻从业者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失实的新闻报道是新闻工作的大敌，是社会的公害。报道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不管是好的坏的，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是欺骗，会使人们产生错误的认识，也会使媒体最终丧失公信力。近年来，西方的新闻自由之所以越来越使人们产生怀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媒体越来越不注重新闻的真实性，新闻报道不受事实的限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经常胡编乱造、歪曲事实、弄虚作假。比如，在前不久发生的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斯特劳斯·卡恩的报道中，西方媒体就充分施展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在他们那里，同样的一个人，昨天还是受害人，今天就可能成为罪犯，种种报道令公众眼花缭乱、瞠目结舌，实在弄不明白真相到底是什么。这也表明，在今天的西方，因为媒体丧失了对新闻真实性的基本尊重，新闻自由已经遭到扭曲，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剥夺了民众的知情权。

　　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法律的权威至高无上，一切行为都应尊重法律，新闻自由也是如此。事实上，许多西方国家在赋予人们新闻自由权利的同时，也对新闻自由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规范和限制。比如，虽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新闻自由神圣不可剥夺，但是，美国又以保障国家安全为由，不同时期出台不同的治安法案，利用其压制进步组织和媒体。美国国会1917年通过了《反间谍法》，1918年又通过了《反煽动法》，其中规定，政府可以在战争时期对媒体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其后美国根据两法案逮捕了上万人，1919年成立的美国共产党1920年即被打入地下，其机关刊物也被迫停刊。“9.11”事件后，美国通过了《爱国者法案》，授权有关部门对公民进行窃听，查看公民上网记录、私人信件和电子邮件，甚至允许联邦调查局监视公民阅读书籍情况，从而判断公民是否受到恐怖主义影响。2010年，美国参众两院相关委员会还相继通过了《网络安全法案》，以保障美国的互联网安全。法国《人权宣言》在第11条中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有责任。法国还在1881年7月29日通过了著名的“新闻自由法”，这部法律在保障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同时，也规定在行使新闻自由权利时必须遵守的必要限制，其中最重要的限制有两条：其一是不得“煽动犯罪和违法”， 其二是不得侮辱国家领导人等。如果违反这些规定将遭到司法惩罚，司法惩罚对象不仅仅包括撰写新闻的记者，同时包括发表该言论的报刊和发行该报刊的单位。

　　再次，新闻自由还受到社会伦理道德的制约，与社会责任紧密结合。当今世界，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信息传递和获取日益快捷，媒体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辐射日益加强，对人们思想、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日益深入，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新闻从业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撰写的每一段文字、发出的每一篇报道，都可能牵动千万人的心。随着互联网、微博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新闻发布之后其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广泛，往往超出发布者的主观预期和愿望。因此，对媒体来说，树立和秉持高度的社会道德感、社会责任感极为重要。新闻集团旗下的一系列报纸如《太阳报》、《世界新闻报》等不讲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把低俗作为卖点、把利润作为唯一追求，虽然其发行量巨大，但给英国社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特别是导致英国新闻界的职业道德水准一降再降。在许多英国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默多克也因此几乎成了伤风败俗的代名词，被认为是最贪得无厌、粗俗无礼的出版商。这也充分显示出，不讲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新闻自由，只是对新闻自由的挥霍和滥用，不但会给社会带来伤害，而且终将受到世人的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