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郑师渠教授 （图为资料照片）

　　由北京师范大学郑师渠、史革新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研究”近日已完成。本项目成果有二：《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国民中华民族精神认同现状调查》。
　　《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内容简介
　　全书除总论外，共五编，约60万字。
　　总论　共三章，另一附录。
　　第一章民族、国家与民族精神
　　民族意识，是指一个民族共同的自我意识，是一个民族对自身的存在、地位、利益、价值和文化传统的自觉。它是主观认同的结果，即民族意识是通过民族认同来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和民族认同密不可分，民族之产生离不开这种主观认同。“民族”与“国家”在许多学科和现实生活里总是息息相关、相提并论的，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可以相互替代。可以说，二者构成一个共生体，民族是生命体，国家是组织者。民族精神属于观念、意识范畴，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心理状态、价值观念、思维旨趣的集中体现，是该民族文化的内核和灵魂。其成因，包括有自然环境的影响；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杰出人物的垂范和宗教、国家所起的作用等因素。其功能则有：精神支柱、凝聚力量、精神激励等。
　　第二章 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内涵
　　先秦秦汉之际，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最终形成并继往开来最重要的历史时期。
　　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包括：“和”；“重德”；“自强不息”；“爱国精神”。其中，“和”处于最高的哲学的层次。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与思维方式，从而渗透、制约和规范一切。重德的核心是体现“和为贵”、“仁”的人生观。自强既是遵循阴阳相反相成的“天行”，又是以和为哲学基础的，所以它突出了变革日新，而与以邻为壑的“强人”观念划开了界线。爱国精神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特质在民族、国家危难之际，最集中、最有力的迸发与升华。要言之，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与特质，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深沉的理性与崇高的德性。这就是强调在实践道德的基础上，坚持自强不息、和而不同，将理想与实际相结合，进而追求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和谐与统一。正是这种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精神，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使中华民族生生不已，历久弥新。它显示了东方文明自身的价值和独到的智慧。
　　从总体和宏观上看，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大致可分成古、今两大时期和前后五个阶段：第一，先秦秦汉：中华民族精神的发轫与形成；第二，魏晋南北朝隋唐：中华民族精神的整合与发舒；第三，宋元明清：中华民族精神的深沉发展和进一步升华；第四，晚清民国：近代中国社会的剧变与中华民族精神的“重铸”；第五，新中国：中国的崛起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新发展。
　　第三章 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首先，站在时代高度，将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作为国家战略来实施；其次，创造良好环境，为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打下坚实基础；再次，加强制度建设，为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提供强大制度保障；最后，加强文化建设，为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丰富养料。
　　附录：中华民族精神研究概述。
　　第一编：先秦秦汉：中华民族精神的奠基。第一至三章。
　　中华民族精神的渊源可追溯至炎黄时代。炎黄文化的核心是华夏诸族同根共祖的观念，是兼容并苞共同开创未来的观念。炎黄文化成为中国开启文明时代的象征，是诸族凝聚的标志，是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源头所在。
　　黄帝之后的尧、舜、禹时期，依然持以兼容并包为核心的凝聚精神，使华夏族进一步发展。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剧烈动荡和迅速发展，诸少数族都或多或少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向华夏族诸国靠近，创造出辉煌灿烂的诸少数族的经济与文化，并且对于华夏族也产生着重要影响。这不仅为秦汉大帝国的出见奠定了社会成员构成方面的基础，而且华夏民族精神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锤炼，再经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精英的总结与升华，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先秦时期已经基本形成。
　　先秦时期发轫和初步构建的中华民族精神，体现了尚“和”的取向，主要包括“天下一家”的统一精神，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秦汉帝国是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与巩固时期，随着大一统政治局面的不断稳定与发展，民族精神成为了维护国家统一的纽带和促进秦汉时期疆域的拓展与民族融合强大的精神动力。华夏族在秦汉时期融合为新的汉民族，汉族与少数民族又共同构建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与此同时，民族精神其本身也缘此得到了进一步彰显和真正初具规模了。
　　第二编 魏晋南北朝隋唐：多民族融合与民族精神的整合。第四至第七章。
　　东汉后期，天人感应神学体系的崩溃使得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受到质疑，从而开启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新篇章。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一个缺乏权威思想的转型时代。这为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民族精神也由此转向内涵发展。魏晋士人向内发现了人自身，向外发现了自然的美，致力于开掘自由的人性，追求适性逍遥，以审美的眼光观照人生，形成了以儒立身、追求超越的自由精神境界的诗化人生模式，熔铸了中国“乐感文化”的特色。葛洪等人在肯定儒家太平社会理想和道德规范的同时，吸收道家重视个体生命、追求超越现实的生命意境的因素而改造原始道教。佛教吸纳儒道家思想而中国化。禅宗肯定自力和以审美的眼光来看待宇宙的取向与儒家、道家致力于诗意人生的精神一致。儒道佛思想日益整合，进一步发展了中国文化以人为本和实用理性的特点。魏晋玄学理性思辨的发展，促进了理性精神的崛起。以民为本的精神被广泛认同并落实到政治实践中。
　　从魏晋南北朝的政权分立，到隋唐的政治大一统，随着各民族之间的不断交往与融合，和“天下一家”格局的形成，时代的民族观念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变化。从夷夏观念来讲，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点是严明夷夏之别，这是东汉以来特别是魏晋时期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在民族观念上的一种反映；隋唐夷夏观的主流是倡导“华夷一家”，这与魏晋南北朝四百年民族融合、隋唐大一统政治的宽阔胸襟、隋唐族源从西魏、北周一脉相承而来等因素，都有密切的关系。从正统观念来讲，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各政权为谋求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对于政治统绪争论不休；隋唐则随着大一统政治的建立，民族一统意识得以加强。
　　从魏晋南北朝四百年国家长期分裂，中经大一统隋朝的短祚，再到唐朝安史之乱后形成的藩镇割据局面，使得从“庙堂”到“士林”，人们普遍具有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而这种民族忧患意识，往往又与人们的重史精神结合起来。人们关注史学，是希望从历史的总结当中汲取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于是乎，注重于经世致用，便成为这一时期历史撰述的重要旨趣。魏晋南北朝史学有鉴于国家分裂与社会动荡，其经世致用的主要表现是或倡言风教，或致力于正一代得失；唐代史学的经世情结，初唐主要表现为“以隋为鉴”，中晚唐则主要是以资政为特色。
　　魏晋隋唐时期从纷乱走向统一的历程为南北互通、中外交流提供了波澜壮阔的背景，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与涵化，从而孕育出恢宏的盛唐文化，在诗、文、书、画等方面为后世确立了典范。民族精神经由思想和文艺典范的流衍而深化，为宋代文化转向世俗化和精致内敛提供了基础。
　　第三编 宋元明清：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民族精神的升华。第八至十四章
　　此期，尤其经元、清两朝，民族得以在更大规模上进一步融合，至清代，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巩固与发展，以汉族为主体、“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经数千年磨合，终抵于完成。与此相应，发端于先秦的“大一统”与“天下一家”的观念，愈加深入人心。元朝的忽必烈在即位诏书里说：“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这就是说，他强调自己既继承了中原自汉武帝建元以来的历史传统，同时也继承了中原儒家大一统的文化传统。同样，清朝的雍正对历史上的夷夏概念作了新的阐释，他说：“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惧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他强调，凡在大清帝国以内的各民族，都不应再分夷夏，而当看成都是共同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尽管大一统与天下一家的思想发端于先秦，不过，在很长的时间里，它还只是一种思想或理想；而缘于前者，尤其到了清中叶，则具备了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很显然，所有这些，都为中华民族精神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平台。
　　宋代理学的兴起，则是此期中华民族精神深沉发展和获至进一步升华的重要表征。理学起于北宋，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并正式确定为官方哲学，延及元、明、清，近七百年，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影响至深。理学是儒释道融合的产物，是在彼此吸收基础上的再创造，其勃兴显示了中华文化的包容与创新的民族特色。同时，理学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封建伦理纲常的合理性，不仅令传统儒学获得新生，形成新儒学，而且使之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精致、深邃、圆融、内敛的哲理思辨风貌。这种学术既被后世奉为官方哲学并成为中国文化思潮的主流，它提出以“道”或称“理”为指导原则，将宇宙、人生、国家、社会、入世、出世、公与私、生与死，都熔为了一体，在进一步熔铸和提升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等方面，自然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同时，忧患意识和经世思想的并兴与互为表里，彰显了此期独特的民族气节观和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革新、更化的价值取向，复令此期的中华民族精神，特色独具和带上时代的印记。尤其明清之交，社会经济文化新因素的出现，加之“改朔易色”、“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变动，更激发了人们反省既往、追求新想的批判精神。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开始萌发了某些近代的意识。这在义利、公私之辩，民本观和实事求是的观念等方面，表现的更加鲜明。西学与中学关系的讨论，在士大夫中间，也开始成为了重要的话题。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三大思想家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大胆抨击和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与社会责任感，预示历史行将发生深刻的变动和中华民族精神必将迎受新时代的洗礼，从而获至新的发展。
　　第四编 晚清民国：近代中国社会的剧变与中华民族精神的“重铸”。第十五至十九章 。
　　第十五章 民族危机与民族觉醒
　　近代中国因列强入侵，民族危机日亟；与此同时，国人奋起救国，民族意识日趋觉醒。其历程有四：鸦片战争后先进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中日甲战争后民族意识的初步觉醒；五四运动期间民族觉醒意识的升华；抗日战争期间民族觉醒的全面高涨。与此相应，批判传统，主张“重铸”“国魂”即民族精神的呼声日高。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国人对于民族精神的认识和追求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突出体现为两点：一是用现代观念深刻反思国民性固有的弊端，激烈抨击旧传统、旧思想对国民精神的禁锢。二是高张科学、民主的旗帜，为国民精神赋予了更为鲜明的时代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