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为中国带来了更多的技术

　　文汇报：从统计的角度来看，类似中东石油出口国家，其人均GDP都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我们能否认为它们就是发达国家了呢？

　　胡永泰：这要从两个问题来看，除了人均GDP的绝对值，还要看它的发展方向，要是它的发展趋向是从1万到8000，那么它基本上就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了。

　　我不知道什么叫“高等收入陷阱”；这一说法其实是一个矛盾，因为“陷阱”的意思就是不可能摆脱那个状态。所有高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都很慢，为什么？因为它们的增长是通过技术上的突破来实现的，能够作为它们经济发展动力的都是技术创新，它们的平均增长速度是非常慢的，因为技术突破以后固然会带来高速增长，但是此后呢，就只能等待下一次的技术突破了。而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靠的是把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搬过来，以此作为增长动力，技术转移越快，就越能够快速地追赶上发达国家。技术转移大致有三种方法：我派人到你那里上学，学会你那一套，再搬到我这里来，这是一种比较慢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我让你到我这里投资，同时把你的技术带过来，这叫做“FDI”（外商直接投资）；第三种方法，就是我让你搬到我这里常住，你就成为我这里的人了。后两种方法，技术转移都很快。但是多半情况下，要让发达国家的人才到中等收入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来居住是很难的，更可行的办法就是FDI。中国为什么追赶得那么快呢？就是因为很多技术随着FDI一起转移到中国来了，而不是因为美国最先进的工程师搬到中国来住了。

　　文汇报：如果发达国家长期处于两次技术突破之间，会不会对发达国家自身，以及那些等待技术转移的后发国家都产生巨大影响呢？

　　胡永泰：我们不知道发达国家是否会长期处于眼前的低增长之中，或者长期处于两次技术突破之间。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最好的追赶，就是当发达国家的技术突破带来高速增长时，你也跟着高速增长。目前来看，追赶国家中只有日本做到这一点，所以才会和发达国家不断趋同。中国所要做的，就是学习其他国家是如何学习的。经济增长到最后，技术成为最重要的因素，当然，我这里所说的技术，还包括硬件如何，还包括市场环境如何，如果还是计划经济，即使有技术也不会带来财富。

　　文汇报：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创新，真的那么困难吗？

　　胡永泰：很多时候，创新是如何出现的呢？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会有比较多的创新出现。中国目前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比例，同北美相比还是比较低，这是中国还不能实现创新的主要原因。所以现阶段，需要让更多的人进入高校接受教育，政府应当对此加大投资，以期实现包容性增长，不仅要投资于大学，也要投资小学，改善中学教育。如果我们相信智力的分布是随机的，那么，教育就显得十分重要，如果爱因斯坦或者比尔·盖茨出生在农村，并且没有获得好的初等教育，他们也就永远不会成为爱因斯坦或比尔·盖茨。一个比尔·盖茨会创造出一百万个高收入的工作岗位。在智力随机分布的情况下，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个爱因斯坦或者下一个比尔·盖茨会出现在哪里。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出生于农民家庭，所以你不相信智力随机分布是没有道理的。

　　文汇报：人们在分析拉丁美洲的案例时，往往把它们那里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归因于过度的城市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贫民窟问题。您对此怎么看？

　　胡永泰：出现贫民窟是因为政府没有做好城市化工作，政府没有好的政策来规范城市化，而不是因为城市化本身太快或过度化了。

　　相比之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是太慢。中国最好的农村小学，都难以同很多最差的城市小学相比。中国目前有很多人在城市工作，但他们是农民工，为什么不能成为城市公民呢？这不正常，根本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是怎么解决贫民窟问题的呢？它们都是先住后买。当然中国大陆人口多，那就推行大规模的先住后买。土地是政府所有，成本就在建筑上。在一个理想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民进城买房，就有人借钱给他们，等他们找到工作再还钱。但中国农民因为没有抵押，很难借到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建设低成本住房，让他们先住后买。

　　文汇报：也就是说，为了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包括医疗、教育，政府需要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胡永泰：政府应该允许民间银行的发展，让它们能够在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