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往往被看作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到经济社会风险高发、矛盾集中爆发的阶段。问题在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阶段，还是一个伪命题？我们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又该如何自处？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胡永泰。 本报记者 田晓玲

　　今年初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发布了2011年全年的GDP统计结果，其中有25个省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排名靠前的上海、北京、天津的人均GDP更是超过了8万元人民币，折合1.2万美元，接近富裕国家水平。按照全国的平均水平来看，2010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4628美元，超过了4000美元这一国际公认的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标准。

　　过往经验证明，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往往被看作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到经济社会风险高发、矛盾集中爆发的阶段。去年1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产业竞争力蓝皮书》就专门对此做出了提醒，称按照2011年世界银行给出的标准，中国已经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正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人均收入难以提高的“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

　　一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一概念提出于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将它的基本涵义界定为：鲜有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这当中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拉美国家，它们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至今仍停留在人均GDP3000到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

　　一方面是言之凿凿，“中等收入陷阱”似乎近在眼前，中国亟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避免陷入增长的陷阱之中；而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它所认定的跌入“陷阱”的国家多有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腐败多发、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等等问题，目前来看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也非常普遍，更不用说那些低收入国家了。如此一来，不仅存在着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高收入陷阱”看来也是一个难题，再加上低收入国家一直存在的难以摆脱贫穷状态的“低收入陷阱”，“陷阱”随处都有，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就很难说是一种特定现象了。

　　“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阶段，还是一个伪命题？我们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又该如何自处？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胡永泰。胡永泰教授长期研究东亚经济、国际金融构建、经济增长等问题，2002至2005年期间，他还是联合国千年项目东亚经济的特殊顾问，去年他正式受聘为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追赶不是为了吃更多、穿更好，而是要解决社会的很多病痛

　　文汇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命题是2006年提出来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过去6年，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这是否会影响到这一概念的解释力？

　　胡永泰：“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从统计角度来定义的，另一种则是动态定义。前者是指达到一定收入程度（比如人均GDP4000美元）之后，就会面临“陷阱”，从而无法继续增长，所以它是以人均收入来衡量的；后者所说的“陷阱”是指不能以快于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增长，因此永远不可能赶上这些发达国家。我们知道，要想赶超发达国家，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增长率就必须超过它们，否则是追不上来的。

　　这两种解释，如果用第一种，那么这种“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题可能是一个伪命题；但如果用动态定义，那么这就是实实在在、可以看到的问题。比如拉丁美洲，它们的GDP还在不断增长，但是它们仍旧追赶不上美国，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增长速度没法超过美国，所以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排位不会发生变化，这就叫作“中等收入陷阱”。相反，我们来看韩国，它就在不断靠近美国。通俗来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说你没有能力靠近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增长水平，如果你的增长曲线更加陡峭，那么你就可能追上它；如果你的增长曲线和它一样或者比它更平缓，那么你就永远也追赶不上，尽管这时你的收入也在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进步。所以，“中等收入陷阱”不是说你的生活水平有没有进步，而是说你的生活水平有没有追赶上最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均GDP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能保持比最发达国家更快的增长速度，就会陷入动态定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的发展进程究竟应该怎么看？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人均GDP也是增长的，也有进步，但是增长的速度非常慢，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处在“低等收入陷阱”中。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把国家带出了“低等收入陷阱”。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能不能像韩国那样，脱离“低等收入陷阱”以后，还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将会是一个问题，因为多半的国家进入这一阶段后的增长速度就放缓了。

　　文汇报：您标示出了两种增长路径，一种是继续保持高增长速度，还有一种是高增长之后速度放缓。问题是，老百姓在前一种状况下的生活一定比后一种状况更幸福吗？

　　胡永泰：前一种路径是可以追赶上最先进的国家，后一种状况则可能永远追赶不上。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我们为什么要追赶呢？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吃得更多，而是因为如果追赶不上，你就没有能力购买最先进的东西，比如药品。最先进的药品可以从哪里来？来自于巨大的投资做科研，这里就有很高的成本，药费很贵也就自然而然。如果贫穷的话，就不可能得到良好的药物治疗。

　　所以，追赶发达国家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吃得更好、穿得更好，而是说要解决社会的很多病痛。医疗设备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此外还包括社会保险，只有富裕了，才能建立起更好的社会保险制度，让最低收入者可以有机会进步。所以我反复强调，追赶不是为了吃更多，或者像美国人那样吃，而是说，我们通过追赶可以获得与他们基本同样的福利。快乐和幸福并不仅仅意味着吃更多，或者住更大的房子，而是说，一旦自己的父母生病，你可以有更好的药物来为他们提供治疗；一旦你的孩子生病，你可以有最先进的手术来解决问题，你难道不会因此而更快乐吗？富裕了，可以拯救生命，这才是最重要的。

　　文汇报：但是我们注意到，人们常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特征，比如腐败、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等等，似乎也同样发生在发达国家。如果说这些问题会持续存在，那么增长还那么有意义吗？

　　胡永泰：腐败、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大等等问题，究竟在怎样的程度上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关键就是看这些问题的程度。我们可不可以说美国贪污腐败的程度比非洲更严重呢？当然，最好的情况是，这些问题都不发生，都是零，但是从零到100还有很多不同的程度。所以，这些问题基本上会持续存在，只是程度轻重不同而已。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要建立一个法治的社会，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社会，就可以限制这些问题，当然，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