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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區域創新體系的主要特征
區域創新體系的主導產業呈現多樣性。目前，我國各省市基本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主導產業，例如，上海的物流、金融產業，北京的文化、信息產業，東北的裝備制造業，浙江的紡織服裝業，廣東的小家電制造業，等等。各地資源稟賦和工業化進程的差異，以及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對各區域的產業引導，促使各地區（省、自治區、直轄市）資源加速向優勢產業集中。國家鼓勵行業內兼並重組的政策導向，也將進一步突出各地的特色產業和優勢產業。這些特色產業以集群的方式存在，成為跨行政區域創新系統內的有機組成部分。例如，上海的現代服務業為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提供了工業運行支撐，浙江、江蘇的制造業集群則成為上海現代服務業持續發展的產業基礎。跨行政邊界的區域創新系統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就是這種子系統之間頻繁互動、相互融合的結果。區域創新體系主導產業的多樣性規定了政策工具的多樣性和構建路徑的差異化。
以產業集群為載體的區域創新體系呈現出明顯的縣域邊界特征。雖然一些跨縣域、跨省域的區域協作創新的制度安排已經出現，但從區域創新體系內部主體的交互強度來衡量，我國大部分處於發展過程中的區域創新體系仍然具有鮮明的縣域邊界特征。從產業集群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來看，產業集聚區生產和銷售規模很大，使專業化分工達到了極致，生產和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例如，浙江特產產業群基本形成了“一鎮一業”、“一鎮一品”的格局，縣域范圍內的企業之間，人力資源和信息共享的程度很高，尤其是一些生產過程中的“訣竅”，在區域內幾乎是“公開的秘密”，但區域之外的人卻知之甚少。事實上，這些縣與縣之間的產業關聯度不大。相比於縣域之內，縣域之間的主體交互強度迅速降低。這種狀況與中國長期的行政管理體制密不可分。因為行政區可以配置許多創新的資源，且在長期的行政地理區域內，形成了獨特的語言體系、習慣和創業取向。但以行政區為界的區域創新體系可能會阻礙其他新的要素進入，保護曾經成功但現在落后的生產方式。因此，在適宜的地區，建設跨行政區域的創新體系，有利於創新要素的無障礙流動，有利於突破行政管理壁壘，建立起有利於區域要素流動和集結的資源統籌管理模式。
當前國家層面推動區域創新體系建設注重區域平衡發展。目前，除西藏之外，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都有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這些開發區已成為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的增長極。國家級高新區在全國的區位布局已基本成型。顯然，在國家級高新區的批復方面，國家充分考慮了區域平衡發展的需要。2006年，創建創新型國家戰略提出以來，國務院先后批准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和武漢東湖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作為創新驅動發展模式的“試驗地”，兩個自主創新示范區在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方面走在了全國前列。除了自身所具備的豐富的科技資源條件以外，這兩個示范區對於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也具有重要引領意義，分別輻射環渤海經濟圈和以武漢城市群為核心的中部經濟圈，成為區域創新體系的核心和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支點。可以預見，將來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批復也將重點考慮區域平衡發展問題。
區域創新體系發展呈現層次性，某些地區出現跳躍式發展。從區域創新主體的發育程度和創新網絡的形態來看，區域創新體系的發展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創新主體發育階段、創新聯接（Link）形成階段、創新網絡發展階段和創新系統成熟階段（如圖3所示）。
在第一個階段，企業在特定的區域內“落戶”，通過自身積累和外部資源逐步發展壯大﹔區域內相關的創新支撐體系還未建立，企業從區域內獲得的產業支撐僅限於硬件基礎設施。第二個階段，隨著區域內創新主體和服務機構的增加，企業開始與其他企業或院校、科研機構產生互動，建立以創新為導向的區內關聯，但這種關聯還僅僅是偶然的、不系統的。第三個階段，以要素流動為特征的創新聯接不斷增多，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相互交織，成為創新的網絡，但這種網絡還主要停留於結構層面，在功能層面，創新要素的流動仍然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政府在網絡建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第四個階段，網絡的自組織程度大大提高，創新主體之間能夠借助區域創新平台實現及時、有效的互動，政府對網絡的主導權轉移到企業身上，在網絡中成為“隱身要素”。從省級行政區來看，我國的區域創新體系基本上都沒有達到成熟階段，而是處於前三個發展階段。創新較為活躍的大都市圈，基本上處於第三階段，正在從個體創新驅動向網絡創新驅動轉變﹔以中小城鎮為依托的傳統產業集群區域，多數處於第二階段，正在由效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化﹔工業欠發達的地區，還有大量子區域處於第一階段，實際上是處於資源和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提升的過程之中。值得關注的是，隨著電子商務的迅猛發展，一些地區從第一、二階段迅速躍升到了第三、四階段，正如Cooke（2010）所指出的那樣，一些區域創新體系正在超越傳統的集群邊界和產業邊界，而體現出“平台型”產業創新特征。例如，山東博興湖濱鎮灣頭村的草柳編織產業集群，在嫁接了“淘寶”這樣的電子商務平台之后，迅速發展為集手工藝品加工、現代物流、貿易為一體的以完整產業鏈條為支撐的區域創新增長極，演繹了順應時代變革的“灣頭奇跡”。全國還有很多這樣實現階段躍遷的例子。區域創新體系發展程度的層次性意味著不同區域的政府所發揮作用的方式和側重點應該有所不同。
地方政府在區域創新體系建設中居於關鍵地位。在當前的制度框架下，我國地方政府在區域創新體系建設中發揮著關鍵的作用。首先，地方政府是政策傳遞和執行的關鍵節點。構建區域創新體系是實施創新型國家戰略的重要舉措，其指導方針和構建措施必須從國家整體的科技戰略和區域規劃出發，而地方政府是政策傳遞和政策執行的關鍵節點。其次，地方政府是區域創新體系建設的發動者。雖然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導者，但要形成有利於企業創新的區域環境和園區載體，還需要地方政府的發動。而涉及到跨行政區域的創新體系建設，則更依賴政府之間的倡議、溝通與合作。作為環境的塑造者，政府有助於克服“系統失靈”。最后，地方政府是區域公共資源最有效的提供者和創新網絡形態的塑造者。公共產品供給不足是市場失靈的表現之一，在區域創新體系的行為主體中，隻有政府能夠有效解決這一問題。同時，由於地方政府掌握了土地、公共財政的支配權，並且在招商引資、人才吸引等方面具有政策主導權，因而無論是網絡中的行為主體類型、產業組織形態還是創新要素的數量及質量，都與政府政策有著密切的關系。總之，在市場機制仍然不完善、科技服務中介組織不健全的情況下，我國大部分地區的區域創新體系都不成熟。在經濟、科技和社會因素相互交織的復雜系統中，行政力量有助於彌補市場失靈和系統失靈。認識到我國地方政府在區域創新體系建設中的關鍵地位，有助於正確引導並激勵地方政府在構建區域創新體系中發揮積極作用。
區域創新體系內部聯接的社會資本屬性明顯。區域創新體系內各主體之間通過各種交易關系或非正式的社會交往發生聯接，形成Burt（1992）意義上的結構洞，通過非重復的“關系”獲取資源、創造價值。區域創新系統根植於特定的社會環境之中，其網絡關系不僅受到市場交易行為影響，還受到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的制約。網絡聯接的重要性不僅在於促進顯性資源的流動，更重要的是能夠促進隱性知識的共享和擴散。在區域創新體系的典范——美國硅谷，這種聯接主要是依靠市場化契約來實現的，不管是產學研合作還是企業聯盟，都較多地依靠市場信用來約束。而在我國差序格局的社會中，各種親情、人情、關系滲透於市場關系之中，或者代替了市場關系，成為維系區域創新網絡中各個主體的重要紐帶。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我國區域創新體系中內部聯接的社會資本屬性更為顯著。這種非契約的關聯，在外部表現形式上更為鬆散，更加不穩定，但也更有利於隱性知識的轉移，表現出有利於系統創新的一面。政策制定和實施要充分重視並尊重這一客觀規律，引導並有效利用各種非契約關系，促進區域創新體系健康發展。
FDI在區域創新體系中充當了重要的技術擴散源。即使近年來我國利用外資增長速度趨緩，但外商投資企業仍然在我國產業經濟和區域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2011年，外商投資企業（含港、澳、台商投資）工業總產值佔全部工業總產值的35.6%。從高新區來看，佔企業數量16.2%的外資企業，創造了1/3強的工業產值，貢獻了64.2%的出口創匯（如表4所示）。外資企業的技術溢出，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我國產業技術進步和結構升級的進程。一般來講，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的產生有四種途徑：一是示范模仿效應，即外資企業強大的技術和管理優勢為國內企業提供了示范﹔二是競爭帶動效應，即外資進入加劇了市場競爭，促使國內企業加快技術進步﹔三是產業關聯效應，即外資企業通過與國內企業上、下游產業聯系, 通過技術、管理與信息等要素的流動帶動當地企業的技術進步﹔四是人才流動效應，即外資企業對當地雇員進行培訓后，這些人才流向其他企業或自己創業時，其所學的各種技術隨之外流而產生溢出。從區域來看，過去80%的外資都集中在東部地區，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利用外資較少，這或許也是東部地區創新能力較高的一個重要原因。目前，雖然外商投資仍然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但外商對中西部地區的投資規模有了大幅度增長。近年來，中西部地區吸引外資的增長速度快於東部地區，這將逐步提高中西部地區的區域創新能力。當前以及今后的相當長時期內，外資企業仍然將在我國的區域創新體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堅持引進外資、利用外資、融合外資，盡可能增加外資對我國的技術溢出，通過競爭增強國內企業的創新壓力，在開放中提高創新能力，是我國自主創新的必由之路。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一些地區違規招商、盲目招商的情況仍然存在，一些享受園區優惠政策的外資企業，僅僅是依靠我國相對低廉的勞動成本進行簡單的加工裝配，對當地的產業帶動作用非常有限。有些外資則加劇了資源、環境壓力，不利於區域創新環境的優化。因此，創新導向的利用外資政策亟待建立。
當前中國區域創新體系建設中的突出問題
當前，我國區域創新體系建設方興未艾，在各地政府的推動下，一些特色區域創新體系顯現雛形。然而，隨著實踐的不斷發展，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也逐漸凸顯出來，成為阻礙區域創新和企業創新的掣肘。正確認識這些問題，有助於通過制度創新推動區域創新體系建設，為建設創新型國家提供適配性政策支持。
區域創新體系建設需加強頂層制度設計。目前，區域創新體系建設在制度上仍然缺乏體系支撐。國家創新激勵政策體系較多地從點（創新主體）和線（產業）上引導創新，而對區域創新體系，國家發改委的產業項目、集群項目、企業技術改造項目以及科技部的火炬計劃、創新型企業支持項目，都是從點和線上支持產業和企業創新，著眼於“面”的區域創新支持手段嚴重缺失，針對區域創新體系建設的制度創新嚴重滯后。現有宏觀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較多考慮區域內協調發展和區域間平衡發展，而對激發區域創新潛力、提高區域創新能力的整體導向不足。
各經濟區域在國家創新戰略中的定位不清晰。近年來，區域發展規劃在國家層面獲得密集批復，其中，一些規劃確實對國家戰略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在既有的區域規劃體系下，國家層面出於區域平衡發展的考慮，對省、地、市都有所兼顧，但對特定區域在整個國家創新體系和國家技術戰略范圍內的使命和定位並不確切，這導致各地的重復建設難以避免，產業轉移、產業升級和產業接續可能存在政策盲點和政策真空。由於各地區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定位不甚明了，國家對不同區域的支持政策難以從國家創新戰略的整體布局出發進行綜合考慮。而且，定位不清晰導致考核目標模糊。在這些規劃落實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往往受到短期利益的驅動而盲目引進項目，過分強調產業和經濟規模增長而忽視創新生態的打造。
當前區域創新體系構建存在“治理真空”。區域創新網絡包括三個層次：主體結構網絡、創新活動網絡和要素流動網絡。主體結構網絡由創新的基礎設施和創新網絡中行為主體的相互關聯構成，“知識—技術—新產品”創新鏈通過依托於主體結構網絡的創新主體的互動，促使知識資源、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在體系內整合和共享而完成。如果沒有資源的整合與共享，便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區域創新體系。作為一個復雜的行為系統，通常需要一個內生於系統的“組織者”。在市場體系不健全或“群龍無首”的集群體系內，要素流動要突破行政壁壘、組織壁壘存在較高成本，導致“組織者”通常是缺位的。一些跨區域的規劃更是缺乏組織協調機制。政府作為政策供給者和環境塑造者，可以作為“啟動者”，但由於政府不了解創新主體的內在需求，過多干預又會扭曲市場機制，因此，也難以成為有效的“組織者”。從創新驅動和創新協同的角度，如何為特定區域內的企業提供適配型的治理模式、制度平台和配套政策，是當前亟需解決的問題。
區域實體性創新平台匱乏，共性關鍵技術突破缺乏制度保障。據科技部統計，當前，大約85%的科技支撐計劃、60%的863計劃，都是由企業來承擔的，企業和科研院所兩股創新力量在特定區域內仍然是割裂的，難以在公共創新平台上進行有效合作。我國要實現從技術跟隨向技術自主的趕超，就必須瞄准世界科技發展前沿，在尋求突破的領域部署一批重大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研究項目，實現具有公共特性和技術范式拐點特征的重大技術創新。從世界各國推動技術創新和區域創新的實踐來看，區域創新平台的建設是突破共性關鍵技術的重要手段。此處所謂的“創新平台”指的是有具體的機構、設備和人員的實體性平台，如日本遍布各區域的產業技術中心，這些機構大都由政府出資建立，為大學、研究機構和企業的共同研發提供合作和交流的場所，為大量中小企業提供技術支援和創新的種子。當前，我國有1700多個生產力促進中心，有700多個企業孵化器。但是，不少生產力促進中心已經成為機關的衍生品，企業孵化器越來越局限到物業管理公司的業務范疇。這些科技成果轉化的服務組織專業性不足，共性關鍵技術突破缺乏應有的制度保障。有些高新區也設立了技術服務中心，但僅限於產品檢測、設備檢測等簡單的服務功能，沒有發揮整合創新資源、激發創新的作用。
區域科技資源未能有效轉化為技術創新能力。科技資源豐富不等於技術創新能力強。從全國來看，我國各區域科技資源與技術創新能力不匹配的現象比較嚴重，比較突出的是東北老工業基地和西部三線地區，較為富集的科技資源沒有轉化成市場化的創新成果，許多創新要素成為“惰性資源”沉澱下來，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其中有些是體制性的歷史原因使然，有些是由於創新主體功能定位不清、導向不明確造成的，還有的是區域創新體系建設滯后、要素流動受限造成的。從表5的數據對比可以看出，我國區域科技資源與技術創新能力不匹配的問題比較突出。與東部相比，其他地區人均R&D投入不足，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及改造經費投入明顯偏低﹔從人員創新效率來看，2012年東部地區的專利產出效率是其他地區的兩倍左右，而人均新產品銷售收入則比其他地區高出大約80%。另外，中、西部以及東北地區的技術交易額也相對較低，表明知識、技術在企業之間的流動不頻繁，區域創新網絡不發達。
欠發達地區科技投入不足限制了創新主體能力的提高。當前，各地區的區域創新能力與地方科技投入之間存在“強者愈多、弱者愈少”的馬太效應。2012年，全國共投入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10298.4億元，比上年增長18.5%﹔分地區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超過500億元的有江蘇、廣東、北京、山東、浙江和上海6個省（市），共支出6009.8億元，佔全國經費總支出的58.4%。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投入強度（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達到或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有北京、上海、天津、江蘇、廣東、浙江、山東和陝西8個省（市）。在創新能力越弱的地區，R&D經費投入強度越低（如表6所示），而這種投入的減少最終損害的還是創新主體——企業。企業創新能力不足，區域創新網絡便難以形成。
區域創新的氛圍和文化還沒有形成。區域內的群體創新需要合作氛圍、誠信文化和創業精神。在美國硅谷，人們崇尚冒險、樂於創造，空氣中彌漫著創的氣息﹔人員流動在企業之間以及企業與大學之間都比較自由，信息流、技術流、知識流、資金流隨著人才流動形成知識外溢，產生眾多衍生企業（Spin-offs）。硅谷從20世紀70年代不足3000家企業，經過短短20多年就發展到了8000多家企業。例如，1997年硅谷區內有2000家企業破產，又有3500家企業誕生。大學衍生企業是硅谷創新循環中的重要環節。硅谷的大學衍生企業當中影響力最大的是“斯坦福創業企業”，這些企業首批產品的技術和多數創始人來自於斯坦福，但學校並不控股或長期持有企業的大部分股權。一些有影響力的跨國公司，包括惠普、思科以及谷歌等，都屬於“斯坦福創業企業”。大量技術持有者從學校走向社會，將實驗室技術迅速轉化為產品。在知識創新和商業化創新意識都較為強烈的氛圍中，硅谷的企業衍生能力十分強。
反觀我國各地的產業集群和產業園區，企業之間更多的是一種相互競爭的關系，相互拆台、惡意挖角的現象還比較普遍，通過區域性平台形成創新合力、共同應對行業技術問題的良好氛圍和文化遠未形成。文化的引導與培育對區域創新體系建設來說，是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也是一個容易被忽視的方面。
結語
我國區域創新體系建設已經具備較好的產業基礎和基礎設施條件。十八屆三中全會在《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著力清除市場壁壘”，“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 這些決議有利於新型區域創新體系的構建。但是，由於創新導向不明確、公共創新平台建設不足等原因，我國區域創新體系建設仍然面臨一系列問題，亟待進行公共治理方式和公共政策創新。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構建區域創新體系戰略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08&ZD038）
注釋
①根據科技部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統計數據（2013）和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5~2013）數據計算得出。
參考文獻
Burt,R.S. 1992. Structural Holes,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黃速建等：《中國產業集群創新發展報告2010∼2011：構筑集群創新能力》，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10年。
劉建麗：《“十二五”時期創新導向的區域協調發展政策研究》，《中國經貿導刊》，2010年第21期。
辜勝阻等：《區域經濟文化對創新模式影響的比較分析——以硅谷和溫州為例》，《中國軟科學》，2006年第4期。
Outstanding Problems in China's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Huang Sujian LiuJianli
Abstract: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s an organic part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s well as a strong support of and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Currently, some traditional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reliant on industrial clusters integrate with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losely and are characterized by diverse leading industries and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count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local government has a key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with FDI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echnology diffusion. During the process, some deep-seated problems gradually emerged and impeded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Understanding these problems correctly help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provide suitable policy support for building China into an innovation-based country.
Keywords: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nnovation-based nation, industrial cluster, loc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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