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走出去”為何困難重重？

一、問題的提出

“文化輸出的本質，是傳遞真實、全面的中國文化，獲得公平的話語權、化解誤會（喻國明：2012）。2001年12月11日，我國正式加入WTO（世貿組織）。2001年12月24日，國家廣電總局發布《關於廣播影視“走出去工程”的實施細則》，明確了培育我國影視節目國際競爭力是發展的未來重要目標。這也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文化產業發布的第一個明確提出走出去工程的專項政策文件。第二個明確作為“走出去工程”行業專項規劃出現在2011年4月20日，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頒布《新聞出版業“十二五”時期走出去發展規劃》。幾乎是同時，文化部於2011年4月頒布《關於促進文化產品和服務“走出去”2011-2015年總體規劃》。2012年1月9日新聞出版總署再次頒布《關於加快我國新聞出版業走出去的若干意見》落實上述新聞出版“走出去工程”的“十二五”規劃。上述幾個文件構成了我國文化產業“走出去工程”政策體系的主體。

“軟實力”理論提出者、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認為，中國文化在全球傳播有很好的前景，理由有兩條:一是中國文化底蘊深厚，對西方一直有很強的吸引力;二是伴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成功，中國文化的影響力也會逐步擴大(李懷亮：2008)。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在此之前，中國已經超過德國成為國際貿易的第一大輸出國﹔2010年中國海外投資年率上升22%，達688億美元，是全球第五大投資國家。同時，我國目前已經成為出版物總量世界第一大國，電視劇年產量世界第一大國，動畫年產量世界第一大國，電影年產量世界第三位﹔2010年，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突破1.1萬億元，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為2.75%。國家層面對文化貿易的扶持也十分明顯。2005年文化部分別在中國傳媒大學和深圳特區文化研究中心設立“國家對外文化貿易理論研究基地”﹔2011年11月，我國首個“國家對外文化貿易基地”落戶上海浦東﹔2012年3月，第二家“國家對外文化貿易基地”在北京天竺綜合保稅區挂牌，定位目標為“世界上建筑規模最大、服務功能最完善、市場輻射力最強的文化保稅區”。整個項目規劃用地260畝，建筑面積50萬平方米，預計將於2015年全部建成並運營，形成年經營額500億元的規模。可以預見，和保稅區的全國性布局相仿，國家級對外文化貿易基地的建設也將在今后5-10年內全面鋪開。2012年2月，文化部發布《“十二五”時期文化產業倍增計劃》，提出了 “十二五”期間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年平均現價增長速度高於20%，2015年比2010年至少翻一番，實現倍增的奮斗目標。

在這一背景下，文化“走出去工程”實施10年，我國文化“走出去”的實績如何呢？商務部和文化部的統計顯示，2011年1月至10月，我國出口文化產品148.5億美元。從2001年到2010年，我國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規模分別增長了2.8倍和8.7倍。其中，與“十五”末相比，2010 年版權輸出總量增長 275%，版權引進輸出比從 7.2 ：1 縮小至 2.9 ：1﹔圖書版權進出口比例從2003年的15︰1下降到2010年的3︰1﹔影視產品進出口逆差由2001年的10：1縮小到現在的3：1，其中動畫產業甚至出現了1：3.5的順差格局。但是，我國文化部產業司網站發布數據顯示，2011年世界文化市場的格局中，美國、歐盟、日本、韓國所佔比重依次為43%、34%、10%和5%，而我國僅為4%，其中大部分為依托廉價勞動力而獲得成本優勢的“硬件產品”，屬於內容和創意的“軟件產品”則比例不高。

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CNKI）是我國學術研究最為全面的中文文獻數據庫平台。我們以“文化產業”與“政策”兩關鍵詞在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CNKI）搜索論文篇名，共有196項，其中，2011年度33項（估計與部分期刊延后上網有關），2010年38項，2009年20項，2008年18項。從研究文獻的分布來看，2008年以來對文化產業政策的研究正逐步增多，尤其是2010年以來的研究增加幅度較大。但是和對文化產業研究的整體文獻（共6893篇）來看，文化產業政策研究文獻僅佔2.8%，仍屬於文化產業研究當中相當薄弱的一個領域。同樣，以“文化產業”+“走出去”+“政策”為關鍵詞對CNKI論文篇目搜索，結果為0項﹔而以“文化”+“走出去”+“政策”為關鍵詞對篇目搜索，結果隻有1項﹔以“走出去”+“政策”為關鍵字對篇名搜索，則有113項結果﹔以“走出去工程”為關鍵詞搜索篇目，僅有結果5項。上述研究文獻的數據從一定程度說明，對文化走出去工程的研究是當前文化研究的一個薄弱環節，而關於文化產業政策的研究也沒有被充分重視。

針對上述我國文化“走出去”的實踐與理論研究現狀，本文希望對下列問題進行探討：（1）為何要從文化貿易層面探討“文化走出去”問題？（2）我國對外文化貿易逆差的根源何在？（3）為何在我國國際貿易整體順差的背景下，文化貿易表現為逆差？（4）政策扶持一直被作為后發國家趕超戰略實施的重要支撐，其在我國對外文化貿易中起到何種作用？（5）究竟是什麼因素主導一個國家文化產業在國際貿易中獲得競爭優勢呢？

二、文化貿易：為何成為我國文化“走出去”的主渠道

和之前文化作為對外交流的非經濟方式相比較，在過去的10年中，文化對外貿易成為我國文化“走出去”的主渠道。主要原因和意義在於以下幾個方面：

（1）文化企業成為我國文化“走出去工程”主體的政策偏好使然。從已有政策文件來看，文化企業被確立為文化走出去工程的主體。2011年3月16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涉及文化“走出去”部分的內容明確列入“加快發展文化產業”一節，提出了“積極開拓國際文化市場，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增強中華文化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提升國家軟實力”的發展目標。2011年4月文化部頒布《關於促進文化產品和服務“走出去”2011-2015年總體規劃》，提出文化走出去的基本原則為：堅持“政府為引導、企業為主體、市場運作為主要方式”;堅持統籌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2011年年4月20日，新聞出版總署頒布《新聞出版業“十二五”時期“走出去”發展規劃》提出：堅持以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市場化運作的運行體制 ﹔堅持政策扶持、項目帶動、平台支撐的運行機制。2012年2月17-1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劉雲山在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再次明確提出，要按照“政府主導、企業主體、民間參與、合作共贏”的要求，在加強對外文化交流的同時，積極發展對外文化貿易，加強品牌建設和市場營銷，更好地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以企業為文化“走出去工程”的主體、以產業的方式參與文化產業的國際貿易與投資，這也是本文研究集中於文化產業政策層面研究的主要原因。

（2）從國際經驗來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文化影響力更多是通過國際貿易的方式來實現（李懷亮：2003）。例如，美國影視產業與出版產業、英國創意產業與出版產業（美英兩國對我國的版權貿易輸出佔據了我國版權輸入的主要份額）、日本動漫產業以及韓國的影視產業等，都是以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文化企業為目標，通過市場化方式實現文化的傳布和溝通。美國文化產品的出口已成為美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僅核心版權產業出口一項就已經超過化學品、醫藥品、汽車、航天及相關設備等其他產業部門的出口總額。韓國影視產業引發了席卷全球的“韓流”，同時帶動了韓國旅游業、服裝美容等行業的發展。在我國，2009年，文化產業被確立為國家建設的戰略性產業，2011年發布的國家“十二五”發展規劃也將文化產業確立為未來發展的國家支柱產業。文化產業對於我國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重要性也由此可以得到驗証。

（3）基於國家發展戰略未來布局。當前我國發展正面臨從單維度發展“硬實力”向“硬實力”與“軟實力”協調發展、相互支持、共同繁榮的戰略方向轉化，軟實力正成為未來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方向，而文化產業居於發展國家軟實力的核心地帶。2009年8月，《文化產業振興規劃》作為我國第一部文化產業專項規劃，標志著文化產業已經上升為國家的戰略性產業。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文化產業未來發展定位於國家支柱產業，強調文化體制改革是當前文化產業發展的首要任務。政策規制是文化體制改革的核心區域，也是存量改革中的核心層問題。2012年2月文化部頒布實施《 “十二五”時期文化產業倍增計劃》，文化產業進入發展快車道。對國際競爭力培育與產業政策關系的研究，涉及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兩個領域政策的關系優化過程，同時也將有助於我國文化體制改革從增量改革主導向存量改革主導轉變的效率提高。

（4）基於我國國際貿易競爭優勢轉型的探索意義。中國以何資源優勢參與到國際分工序列呢？例如，中東依賴石油資源，歐美依賴科技資源和創意優勢，日本依靠精細化帶來的效率優勢等資源參與到國際市場的分工。中國具有的國際貿易資源優勢在於相對廉價的勞動力，這一資源堪比中東所擁有的石油資源，保証了中國勝任“世界工廠”的這一國際分工角色。國際貿易競爭優勢的這一形成機制也被擴展到文化產業。早在200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趨勢報告就顯示，英、美、中已成為文化產品輸出的前三名，2002年英國文化產品輸出總金額達到85億美元，美國達到76億美元，中國(大陸地區)以52億美元位居第三（祁述裕：2008）。實際上,我國文化產品出口的主要是玩具、樂器、時尚、家具、視聽等硬件產品,屬於文化制造業的范疇（注：此外西方發達國家品牌文化企業選擇中國企業作為產品代工基地，也是出於對中國這一低廉勞動力資源的考慮）﹔但體現內容出口的文化服務貿易的逆差仍然較大（齊勇鋒、蔣多：2010）。究其原因在於，廉價勞動力資源在文化產品制造業仍然能夠發揮低成本優勢，但在內容生產這一創意產業層面，卻無法發揮作用。競爭優勢形成的既有機制失效，導致文化產業和其他產業相比無法實現順差。同時，著名的產品價值實現過程模型“微笑曲線模型”也揭示了我國文化產業面臨的危機。這個模型把產品的價值實現過程分成上游、中游和下游三部分。其中，研發、設計、創意為上游部分;加工、組裝、制造為中游部分;品牌、物流、銷售渠道為下游部分。微笑曲線得出的結論是: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國際產品生產體系中，產品的附加值越來越向上游和下游轉移，而中間的加工、組裝、制造部分的附加值則越來越低（祁述裕：2008）。

目前，依托低廉勞動力資源而形成的國際貿易競爭優勢這一中國經濟發展早期的權宜之計已經演化為制約國內市場需求和國際市場均衡發展的瓶頸。國際貿易的各自為政以及以數字為核心的政績考察體系進一步放大了上述區域發展模式的弊端。從這一層面來看，文化產業國際貿易競爭優勢的構建其實還擔負著我國國際貿易競爭優勢轉型的先鋒效應。文化產業在釋放國內消費需求和培育國際競爭力的均衡發展方面具有強制性規定：廉價勞動力這一我國既有國際貿易競爭優勢形成基礎無法轉化為以內容產業為核心的文化產業國際競爭力關鍵構件，必須尋求新的對外文化貿易優勢基礎成為未來文化產業走出去政策的主導性目標。

三、我國文化“走出去”：競爭優勢基礎是什麼？

盡管美劇年產量4000集左右，遠低於我國電視劇的年產量：2010 年度全國生產完成並獲得《國產電視劇發行許可証》的劇目共14685 集，2011年前三季度生產並獲准發行的電視劇達到10378集，預計全年產量將達到17000集（李嵐：2012）。但對電視節目國際貿易的研究幾乎都是在証明：來自美國的電視節目支配了世界的電視屏幕。電視節目國際競爭優勢生成模型中較為代表性的是霍斯金-麥若斯模型。其核心觀點為：“文化折扣（culture discount）”和國內市場大小的交互作用是擁有最大的國內市場的國家在國際文化貿易當中具有競爭優勢的核心原因（考林·霍斯金斯等：2004）。其中，文化折扣是指因文化背景差異，國際市場中的文化產品不被其它地區受眾認同或理解而導致其價值的減低。但是，中國文化產業的國際表現卻和這一理論解釋框架背離。就亞洲而言，中國是全球電視劇、動畫和出版物生產第一大國，無論市場規模，還是價格都具有很大優勢，但海外市場影響力十分有限﹔韓國無論其國內市場規模還是國外（尤其中國）文化貼現的表現都和美國市場有著很大的區別，但韓流（Korean Wave）在亞洲以及全球市場上都有著優秀表現。就歐洲而言，盡管英國國內市場狹小，1996年之前在國際市場乏人問津的英國電視節目卻在近年出口猛增，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電視節目出口國，2009年熱門電視節目海外銷售收入達到了13.4億英鎊，約20億美元。

幾個具體數據可以進一步凸顯中國文化產業國際貿易的尷尬。就出口總量而言，電視劇方面，2008年我國電視劇總出口額（7524.95萬元）略低於韓劇僅出口到中國部分（為7572.18萬元，韓劇2008年總出口額為1.05億美元，中國大陸僅為日本、台灣之后的韓劇第三出口地）﹔更為嚴峻的是，因為受到韓劇的擠壓，我國電視節目原有主要出口地香港、台灣市場也正面臨萎縮。就出口結構而言，動畫方面，盡管2008年進口份額中歐洲與美國幾乎各佔半壁江山，而在2947.79萬元的出口總額中，除了歐洲市場64萬元的市場份額，在美國、日本、韓國與拉美等主流市場則完全空白，大部分集中於非主流市場。世界動畫年產量第一大國的國際表現如此，所謂的貿易順差也被認為是政策保護的結果，而非競爭優勢帶來的成就。這一表現以至於出現了放鬆對海外動畫限制的呼聲，專家甚至建議電視頻道限制國外動畫播出時間從現在的17點至22點恢復到17點到20點，適當引入競爭機制，帶動中國動漫產業的良性發展（盧斌、鄭玉明、牛興偵：2011）。出版物版權進出口方面，2010年引進出版物版權16602種，具體國家分布情況為：美國5284種，英國2429種，日本1766種，台灣地區1747種，韓國1027種，香港地區877種，德國739種收紙，法國737種，新加坡335種，加拿大111種，俄羅斯58種，澳門地區24種，其他地區1468種﹔輸出出版物版權5691種，具體國家分布情況為：台灣地區1395種，美國1147種，香港地區534種，新加坡375種，韓國360種，日本214種，英國178種，德國120種，法國121種，加拿大86種，俄羅斯11種，澳門地區6種，其他地區1144種。無論總量還是出口地結構都表現出明顯的不均衡，幾乎和主要出口地都處於逆差（新加坡除外），港澳台佔據了圖書版權出口的半壁江山，而非主流市場又佔據了近三分之一的份額﹔僅美英出口到中國的圖書版權數就超過了中國全球出口總額的1倍還多。同時，對2000年至2009年我國圖書版權輸出地的統計顯示，台灣佔據了45%的比例，香港15%，兩者合計60%﹔而美國隻有6%，英國4%，英美合計僅佔10%（中國出版年鑒：2001-2010）。與之相對的是日本動畫的國際表現。動漫產業國際貿易中佔據65%份額的日本動畫在美國的銷售額達43.59億美元，表現出明顯的順差。因此，我們提出的第一個研究問題是：為何我國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未能成為文化產業國際貿易競爭優勢的來源？同時，我們也需要尋找新的研究路徑探求文化產業國際競爭力背后深層的生成機制。

基於上述比較，對韓國與英國文化產業國際競爭力的解析是近年來國內外學者關注的重點。其中，文化產業政策的作用成為關注的焦點。研究者多認為，韓國文化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得益於國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並由此得出中國文化產業競爭力的提升需要政府更多扶持的結論（廣電藍皮書：2009）。但是，宋京熙（Song Kyoung-Hee）和唐世鼎、黎斌等的研究表明，韓國文化產業政策一直存在著兩種價值取向的沖突，一種是學習歐美經驗，推行多元化競爭，限制電視產業集團的國內壟斷，強調競爭環境的重要性﹔一種是強調國家扶持、依托壟斷，打通國內與國外市場的界限，形成國際貿易市場中的成本優勢。在上述政策取向博弈的背景下，2005年韓國電視節目出口額增長率達到了72.8%，但2006年的出口增長率僅為19.6%。隨后的2007年進一步降至10.05%，甚至2006年韓國影像產品進出口出現了自2002年以來的第一次逆差，同年度的韓劇出口減少了15.5%，每集出口價格則降低了11%。這一情況使得先前單純強調集團壟斷、強化政府扶持的政策取向面臨挑戰。2009年7月，韓國國會通過了包括《廣播法》在內的7項媒體法修正案，新政直指電視行業的壟斷，著力於推進一個開放、競爭的電視產業市場的形成。

吉莉安·道爾與保羅·斯萬（Paul Swann）的研究發現，盡管處於號稱“歐洲堡壘”配額制的保護之下，歐盟依然面臨對美電視節目貿易的嚴重逆差。1996年之后英國電視產業形成“放鬆管制、推動競爭”的規制取向，《1996廣播電視法》與2003年《通信法》等相關法律促成了英國電視節目出口的快速增長，關鍵的變化是英國新政“將電視節目版權收益更多地授予節目制作方，而不是廣播公司”（吉莉安·道爾：2004）。 考林·霍斯金斯與吉莉安·道爾等對美國電視節目國際競爭優勢實現方式--“赤字財政”生產模式與“窗口化”發行策略考察時也認為，1970年代到1995年之間推行的《金融利益與辛迪加法案》（1970）與《黃金時間准入法案》（1971）是促成當代美國電視節目市場繁榮的政策基礎（吉莉安·道爾：2004），對對處於壟斷地位的播出商利益的限制與對制作者利益的優先保護鼓勵了原創，並推動了制作商依托版權所有而形成面向全球生產和銷售電視節目的動力機制。美國1996《電信法案》被認為是新媒介環境下對上述政策的修訂，實質上是繼續維持制作商和電視網之間的利益均衡關系。

關於國家政策的效用，以研究國家競爭優勢而蜚聲國際的邁克爾·波特在其著名的產業國際競爭力構建模型“鑽石模型”理論中認為，政府本身並不直接創造產業的競爭力，也不能幫助企業創造競爭優勢，而是通過影響鑽石體系的四項關鍵要素（生產要素、企業戰略企、結構和競爭對手、需求條件和相關支持性產業）來影響產業的競爭力和獲取發展機遇的可能。他認為，產業創造競爭優勢的過程中，政府的角色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要看它對鑽石體系的影響，即通過政策來影響產業生產要素的配置形態、同業競爭的形態和強度，影響產業發展的需求條件和相關支持產業的發展，並影響四項關鍵要素的組合效率，從而間接地對產業的競爭力產生影響（邁克爾·波特：2002）。基於上述國內外文化產業演化現狀和理論研究，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初步結論，產業政策和文化產業國際競爭力之間存在著一個多樣化的關系結構，理性選擇政策扶持的著力點才能促進文化產業“走出去工程”獲得良好成效，而簡單強調政策扶持，並不能點石成金。這是本研究的邏輯起點所在。基於此，對照“鑽石模型”，我們發現我國現有文化“走出去工程”政策體系主要表現為對文化產品出口的補貼、稅收優惠與平台、資金扶持,以及國家主導突破貿易壁壘等。從“走出去工程”10年來的成效來看，這種僅僅致力於貿易環節的扶持，而沒有涉及產業內部競爭力培育的政策體系顯然是不完整的。如果缺少國內市場政策的支持，我國文化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培育就成了無源之水。國內市場規制政策價值取向是否和“走出去工程”這一競爭力訴求目標保持一致最終決定了“走出去工程”政策體系的有效性。而我國文化產業國內市場政策是否指向了國際競爭優勢的培育呢？我們先來檢視一下我們文化產業政策和產業國際競爭力之間的關系。

《中國文化產業國際競爭力研究報告》顯示，文化體制和文化產業政策是當前我國文化產業國際競爭力培育面臨的首要制約因素。在15個主要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韓國、印度、巴西、法國、德國、意大利、俄羅斯、南非、澳大利亞、中國）文化產業國際競爭力排名中，我國政府行為綜合競爭力排名第13位﹔其中，涉及文化產業政策的“透明度”、“健全性”和 “科學性”三項指標得分均為最低（祁述裕：2004）。胡惠林教授認為我國目前還沒有建立起有效的國際文化外貿體系和確立國家文化外貿戰略,也沒有培育出能夠“走出去”參與國際競爭的文化產業群和大型跨國文化企業,所以不能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和市場,使中國的文化產品在全球市場上獲得應具有的競爭力（胡惠林，2005）。對我國國際貿易的相關研究發現，中國一定程度上存在“大國規模”,“小國條件”的現象，形成典型的“諸侯經濟”格局，即從統計意義上來看，我國國際貿易表現出大國規模﹔但是，由於國內區際分工和區際貿易並不發達,國內市場被地方保護主義分割成區域性市場，各個區域成為直接參與國際競爭的單位（鐘昌標：2005）。這也是我國在國際貿易中面對國內市場遠小於中國的競爭對手（例如韓國）卻沒有競爭優勢可言的主要原因所在。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很大程度上不是國內市場自然擴張的延伸,而是國內市場被分割為許多狹小的區域性市場導致國內區際貿易嚴重滯后的產物。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出現了對外貿易中“競相收購、低價競銷、多頭對外、肥水外流”的局面，甚至出現了“貧困化增長”的現象，即，盡管出口總額在增長，但因為各自為戰、相互競價，利潤率卻不斷下滑。這就使作為理論上具有比較優勢和潛在國際競爭力的產品,實際上是以較高的成本進入國際市場參與競爭的。這一現象的存在與“行政性分權”政策所引起的區域性市場分割有一定的關系（鐘昌標：2005）。

具體表現在文化產業，目前明確提出“文化立省”或“文化立市”的省市自治區已經超過30個，大量的文化資源被分割到各個區域市場，導致資源無法流動、聚合，大國經濟規模優勢很難實現。2004年和2006年，僅文化部先后兩批命名了78家國家文化產業示范基地。另外，內蒙古、遼寧、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河南、廣東、深圳、廣西、四川、陝西、甘肅、青海、寧夏15個省、自治區、市分別命名了各自的文化產業示范基地。文化部網站發布信息顯示，超過三分之二的省市自治區都制定了文化產業“走出去”規劃。《中國動漫產業發展報告（2011）》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共有20個省份設立動漫產業基地，全年共舉辦100多次動漫節展、大賽和論壇﹔國產動畫片創作生產數量位居前列的十大城市分別是杭州、無錫、沈陽、深圳、廣州、蘇州、寧波、北京、鄭州、合肥，十大城市所生產的動畫片數量佔全國總量的73.7%，但連續兩年位居首位的杭州201年的產量僅為全國總產量的16%。產業國際競爭力研究的代表人物邁克爾?波特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中，有競爭力的產業通常不是均衡分布的”（邁克爾·波特：2002）。動漫產業資源區域市場分割，無法形成優勝劣汰的產業聚合效應。這或許是我國文化國際競爭力缺失的通病。

其實，這一問題早在2001年文化部頒布的《文化產業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中就已經提到，並明確要求清除阻礙建立和形成統一的文化市場的各種壁壘，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但10年過去了，情況卻並沒有出現明顯的好轉。不僅如此，由於將集團化作為我國文化產業發揮“后發優勢”、實施趕超戰略、應對加入WTO后國際競爭的主要手段，各區域和行業依托行政資源，組建起了一系列的文化產業集團。這一政策取向實際上進一步加劇了區域分割和文化資源的壟斷。盡管《文化產業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也明確鼓勵“打破地區、部門分割，通過兼並、聯合、重組等形式，形成一批跨地區、跨部門、跨所有制乃至跨國經營的大型文化企業集團”這一文化集團構建方式，但實際上卻很少被選擇。鼓勵集團化的政策取向對面向國際的競爭力的培育沒有起到太多的作用，以至於2004年之后集團化一度成為敏感話題，廣電系統明文宣布不再批准建立新的產業集團。其實，同樣的經濟增長方式困惑也發生在韓國。韓國戰后學習日本產業集團化、跨越式發展經驗，力推“財閥經濟”，形成了三星、現代等跨國財閥。但1998年的金融危機讓財閥主導、缺乏彈性的韓國經濟體系遭受到了重創。此后韓國經濟發展模式逐步轉向“大中小共生、寡頭壟斷主導”的產業經濟結構，才煥發了新的增長活力（楊永忠：2006）。

2005年“韓流”的流行導致我國開始學習韓國經驗，其中政府扶持政策的效用被再次夸大。但是，在現有文化走出去的四個主要產業領域中被認為國家扶持政策最為明顯的動畫產業的調查結果卻並不支持上述扶持政策的預期價值取向。據2010年對219家動漫企業的調查顯示，相關稅收、財政、土地、人才及市場准入等方面的優惠政策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其支持作用並不明顯﹔資金匱乏依然是我國現階段動漫產業發展的大障礙，雖然每年我國都有相當可觀的補貼用於動漫產品的制作上，但隻有少數企業才能享受得到，絕大多數動漫制作企業尤其是民營和中小型企業則很難得到國家的資金支持（黃德森、楊朝峰，2011）。看起來，“走出去工程”的相關政策並沒有解決核心問題，而且催生出新問題。如果不能充分發揮大國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即便國家強力扶持，對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培育也效果十分有限。僅有國家扶持，而缺少相應的合理機制，受到扶持者很可能不是績效杰出者，而僅僅是與政府關系密切的企業。我們認為，導致上述問題的根源在於：走出去應該是國內競爭力向國際競爭力的延伸，而當前我國文化政策的國際市場與國內市場價值取向明顯沖突，二者呈現出割裂和背離的關系，最終使“走出去”成為無源之水，隻能通政策的優惠和補貼來縮減貿易逆差。

論述到此處，結論似乎呼之欲出。但是，不可忽視的是我國對外文化貿易所處的一個基本背景，即我國對外貿易整體上處於順差，而且已經超越德國成為全球貿易第一輸出國。上述問題並沒有僅僅存在於文化產業，而是普遍存在於各個行業。為何其他行業得以形成貿易順差，而獨獨文化產業卻無法實現逆差扭轉呢？除了前文所言原因，即基於低廉勞動力的國際貿易競爭優勢無法向處於文化產業核心層的內容創意產業轉移，其實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我們發現，源於我國低廉的勞動力這一資源優勢在文化制造業這一文化硬件生產中得到延伸，主要是在以文化創意為主的內容產業中無法發揮作用。很顯然，我國文化國際競爭力的主要目標在於文化價值輸出，而非簡單的經濟輸出。在這一目標層面，內容產業的問題解決其意義和價值才更根本。考察現有我國文化“走出去工程”的扶持政策可以發現，這一政策體系基本上都是由其他行業政策照搬到文化行業而來，是基於如何在同質化競爭中發揮“低成本優勢”的政策支持，而非基於創新能力培育這一文化內容產業國際競爭優勢核心的打造。這也是相關政策對促進內容產品走出去無能為力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國文化產業無法象其他行業一樣順利實現貿易順差的主要原因。其實，就我國目前國際貿易政策的整體而言，基本上是基於國內市場發育不完全時期而採取的特殊措施。這樣的局面在改革開放早期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當我國已經發展到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時候如果還持續這樣的國際競爭力培育方向，其實是非常危險的。脫離於國內市場需求和市場競爭格局，單純的為出口而出口將扭曲國內市場資源的配置，最終使經濟發展無法持續。國家競爭優勢理論的提出者邁克爾?波特認為：“生產效率的提高是建立優勢產業的基礎,而提高效率的源泉在於企業是否具有創新機制”（邁克爾?波特：2002）。因此，我國文化產業實際上還擔負著我國國際貿易競爭優勢轉型探索的重任，即當勞動力成本優勢在不斷被消解的情況下，我國國際貿易如何從既有的勞動力資源依賴轉向核心創新能力的培育。這是文化產業政策著力點的關鍵所在。

那麼，如何培養我國內容創意產業的創新能力呢？我國在培育這一能力的過程中究竟是否存在新的優勢基礎呢？如前所述，文化國際貿易的研究認為，文化產品的文化貼現和國內市場大小的交互作用是擁有大的國內市場的國家在國際文化貿易當中具有競爭優勢的核心原因。從日本與韓國的國際貿易的實踐來看，文化折扣是一個跨文化傳播的溝通技巧問題，是可以通過協調國際市場需求和國內市場需求而得到較好地解決。日本與韓國的文化產業國際貿易實踐也驗証了東亞文化和西方主流文化間溝通的可能性。對於中國而言，最大的國際貿易競爭優勢來自於超大規模國內市場這一無法被模仿和替代的自然基礎。大國經濟特征對培育國際競爭力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有利於在國際談判中佔據有利地位和獲得貿易條件之利;二是對出口產業的規模經濟支撐;三是當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一旦受阻,國內市場可以為出口商品提供一個緩和的平台;四是大國富有潛力的市場是吸引國際生產要素的重要因素（鐘昌標，2005）。而對美國的研究也同樣表明，電視節目的窗口化（Windowing）策略正是得益於美國國內多層級的市場結構，使得美國電視節目在走入國際市場競爭之前已經因為大國市場而獲得利益保障，從而在國際競爭中享有低價格優勢。因此，接著前面問題的思路，我們認為，現有文化“走出去工程”政策體系並沒有實現“鑽石模型”中四要素的關系優化，並最終消解了我國超大規模國內市場這一天然優勢。這正是我國對外文化貿易長期處於逆差的主要原因所在。

那麼，具有“走出去”能力，或者說具有創新優勢特征的產業應該具有什麼樣的結構呢？美國《關於產業競爭力的總統委員會報告》認為，產業國際競爭力是指“在自由良好的市場條件下,能夠在國際市場上提供好的產品、好的服務的同時又能提高本國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從這一界定來看，國際競爭力的培育是指向國內與國際兩個市場，割裂兩個市場之間的關聯，政策的有效性將會大大降低。邁克爾?波特在《國際競爭優勢》一書中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中，有競爭力的產業通常不是均衡分布的”﹔產業集群，而不單單的是產業集團，被認為是產業國際競爭力培育的基本形態（邁克爾·波特：2002）。文化產業集群形成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全國性的自由競爭秩序的形成，以便於資源從效率低的環節流向效率高的環節，最終形成面向國際市場的競爭優勢。依照這一標准，我國電影產業的情況更為接近一些。電影產業的政策導向明顯表現為鼓勵多元化的資本進入，形成了相對開放和平等的競爭環境。國家廣播電視電影總局的相關調研認為，電影產業的繁榮得益於國有電影集團並沒有得到政策的特意保護，國有電影集團在電影產業的壟斷優勢也並不明顯（如：2009年國有的中影、民營的華誼分別以16.97%和15.157%的份額佔據中國電影票房的前兩位）。這一政策導向的結果是電影產業進出口基本持平：國產電影的國內與海外電影票房比例較為接近（57.34億元：35.17億元，2010年）,實現了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相對均衡﹔其中，有 47 部國產影片銷往 61 個國家和地區，同比增長 27%。2010 年，國產電影美國票房佔全年票房發行銷售總額的35.15% ; 歐洲票房發行總收入佔全年票房發行銷售總額的17.73%（李懷亮、萬興偉：2011）。2011年被認為是全球票房下滑最嚴重的一年（Mark Hughes:2011），但是這一年中國電影產業票房收入依然達到了131.15億元，同比增長28.93%。這一收益狀況恰恰是文化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核心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