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文学史,特指中国文学通史,以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为叙述中心。著作常以“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文学通史”为名。部分著作,如胡适《白话文学史》、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虽未完稿,但作者最初均以撰写完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为目标,因此将其也纳入中国文学通史的考察范围。历经百余年编纂实践,中国文学史书写形成了三种最有代表性的视角,分别是“古典学”“文章学”和“文学”。基于这三种视角书写的中国文学史,或突出先秦至西汉的中华元典,或突出东汉至两宋的文章,或突出元明清小说、戏曲,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学术面貌。
“古典学”以中华元典为关注重心
文学史书写的“古典学”视角聚焦于先秦至西汉,以儒家经典为核心,老庄、墨、法诸子以及楚辞等其他中华元典环绕这一核心展开。林传甲、张之纯、曾毅等人所撰的中国文学史,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古典学”立场。
1904年成书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将文章分为治化、词章两类。所谓治化之文,指与国家治理息息相关的载道之文、论政之文。词章之文则只是用于润色鸿业,无关天下兴亡。在林传甲的认知中,辞藻繁复的词章远不能与经世致用的治化之作相提并论。治化之文的代表作,便是先秦时代的儒家经典以及相关经学著述。
张之纯《中国文学史》初版于1915年,其“编辑大意”有云:“经传为文学之正宗,一切文章体例,本于经传者居多。故于经传之有关文学者,叙录较详。”张之纯所说的“文学”以文章诗赋为主体,其“文章”一体中最重要的是经部、史部、子部的经典作品,先秦的文学史地位因而极其崇高。书中述及其他时代,如唐代部分开篇即论述尊孔对于文教的作用,也将《五经正义》等经学著作放在首要位置。
曾毅在20世纪40年代末完成的《中国文学史纲》,以他的《中国文学史》(1915年)与《订正中国文学史》(1927年)为基础,但前后著作的学术取向却并不一致。从《中国文学史》到《订正中国文学史》,表现出从“古典学”到“文章学”的转向,而从《订正中国文学史》到《中国文学史纲》,则表现出从“文章学”到“古典学”的回归。回归的具体表现,大体有二。一是在认可文学主情的前提下强调“文以载道”。在早期的《中国文学史》中,曾毅强调文学是情感的发挥,并未多谈“道”的价值,其中或有日本学者的印迹。《订正中国文学史》依然如此。而《中国文学史纲》则明确断言:“文之所存,亦即道之所存。”坚持文学“皆关乎政情、民俗、伦纪、物宜,非讽刺,则自励,所为兴观群怨,要不出此数”。曾毅的这种理念,核心是对轴心时代的儒家经典的尊崇,尝试弥合新旧文学论争造成的文化意识裂隙,纾解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探索一条从传统自然地向现代过渡的路径。二是主张文学兼含知、情两种。在《订正中国文学史》中,曾毅致力于经、史、子、集的区分。他在《中国文学史纲》中指出,史是古文学的发动机,不能将史、文判然分离,小说的来源可上溯至由五经分化的辞命等文体,他越来越重视儒家经典的首要地位,确认先秦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不朽价值。
“文章学”有宗六朝与宗唐宋之别
“文章学”近于古人说的“词章之学”或“辞章之学”,包括用文言创作的文章和诗词,并以文章为主。
集部发轫于东汉,其后续发展演变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六朝时期,集部以诗、赋、骈文为主。在唐代古文兴起以后,宋元明清时期的集部构成发生变化,诗、赋、骈文所占的比例不高,反倒属于经学、史学和子学的作品居多:无论是欧阳修、苏轼的古文,还是程颢、程颐的论道之文,或是王安石的论政之文,都被纳入别集,且通常排在别集之首。集部的面貌,因而大不同于六朝。
六朝集部观念与唐宋以后的差异甚大,因此,基于“文章学”视角写成的中国文学史,相互之间也有显著区别。例如,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龚启昌《中国文学史读本》遵循六朝集部观念,而王梦曾《中国文学史》则依据唐宋集部观念。
1930年出版的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立足于六朝集部观念,对韩愈一脉提出了尖锐批评:“从韩愈以后,把四部书中的子集合糅起来,以集之文,发子之理,有时子的成分更多,把文学的界限弄到浑然无存,于是文学的独立性质因之而失掉。他又挂起一块卫道的招牌,及其末流,就有一种‘文以载道’的主张出来,这乃是韩氏为厉之阶,咎无容辞的”。
1936年出版的龚启昌《中国文学史读本》,同样立足于六朝集部观念。该书《绪论》指出:“自汉而降,以至六朝,有文、笔之分……此之所谓‘文’者,即文学作品是也;而‘笔’者,实即应用文也……但分而复混,唐代韩愈长于散文,每以笔为文,及至宋代文、笔之界,更混淆不清,而文学之意义,亦不复明。故周敦颐曰:‘文所以载道也。’而王安石则谓:‘礼乐刑政,先王之所谓文也。’”和胡小石一样,龚启昌推崇汉魏六朝以骈文为主体的文章,对唐宋八大家古文则持否定态度。
1914年出版的王梦曾《中国文学史》,则依据唐宋集部观念,首“重文章”,并以“词”“理”两个“文章学”概念支撑整个中国文学史叙述。他认为,以六经诸子为源头的尚理文学和以楚辞为源头的尚词文学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两条主线:先秦的特征是词、理均未成熟;汉朝至唐朝的特征是“以文辞相尚”;宋明间各类文体均“以理相胜”;清代则是“词理并胜”。关于各时段的论述,也用了“文章学”概念加以统摄,例如,在分析“理胜时代”时,就将骈文、诗、词等一律纳入其时的“古文”大势之下。
“文学”提升了汉乐府、宋词
尤其是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地位
五四时期,文学界提倡打倒“孔家店”,打倒“文言的死文学”,推崇“白话的活文学”。如此,载“周公、孔子之道”的古文,自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辞赋、骈文以及与辞赋骈文一样讲求声律、对偶、辞藻的律诗,均被指责为内容晦涩、缺乏社会意义。在这种氛围中,“古典学”所推重的儒家经典风光不再,先秦的地位大幅下降;“文章学”所推重的汉赋、六朝骈文或“唐宋八大家”古文,也声势骤减;在“文学”所确认的诗、文、小说、戏曲这四种文学样式中,来自“民间”,多用白话的汉乐府、宋词,尤其是元杂剧、明清小说和传奇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以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为例,该书第二编《汉代文学》共26页,“汉代的诗歌”占10页,其中乐府诗占了8页半,而“汉代的辞赋”只有6页,且两者的评价高下悬殊:“老实说,汉赋只不过是当代贵族社会一种时髦的妆饰品、娱乐品而已;真正的时代文学,社会文学,真正有价值的文学,还是要算这些民间的诗歌呢。”胡云翼还在自序中顺带批评了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他指出:“其缺点则亦嫌忽视民间文学的发展。”
“文学”不仅与“古典学”“文章学”关注的重心不同,价值尺度和审美标准也大不相同。对汉乐府的评价,就可以看出这种差异。中国古典诗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兴起较晚,数量也少。《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灵台》《大明》《文王有声》等,朴实简略,叙事不成规模。汉乐府中的《陌上桑》《羽林郎》《东门行》《病妇行》《上山采蘼芜》以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等,确立了古典叙事诗的基本格局。对于这一脉来自民间的作品,新文化运动参与者予以盛赞,而持“古典学”“文章学”立场者,所作评价则普遍不高。例如初版于1930年的欧阳溥存《中国文学史纲》,论及《孔雀东南飞》时,就说它“絮絮至一千七百四十五字,为古今最长之诗,读之莫不倦而欲寐”。在他看来,好诗应该“片言可以明百意”,“尚简练,黜冗长,乃文词公例”。他甚至将《孔雀东南飞》与唐代永嘉禅师所作一千八百余字、古体乐府形式的《证道歌》相比较,对前者的评价尚不及后者。
又如,唐宋八大家一脉的古文首重“载道”,而初版于1934年的梁乙真《中国文学史话》,论及古文家的文章,却始终把是否以情动人作为最重要的尺度。关于韩愈,梁乙真说,“他的文学上最大的贡献,乃是他提倡的一种朴实的散文运动而产生出来的富有文学价值的抒情散文”。因此,《祭十二郎文》《殿中少监马君墓志》比《原道》《原性》《师说》,更受梁乙真青睐。他对明代的归有光尤为推崇,赞赏其“描写家庭、朋友间的琐碎事情,无处不有真挚的感情和深湛的寄托。这种忠实的叙述,除归氏外,真找不出第二个古文家了”。他对“桐城派”的批评,聚焦于其古文格局狭小,缺少感情。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文学”的评判视角,而不是“文章学”的立场。
不能忽视“古典学”“文章学”
“文学”之间的互补关系
“古典学”“文章学”“文学”三种视角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对立,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而它们之间的互补关系,也不能忽略。
大体说来,与“古典学”相对应的黄金时代是先秦至西汉,与“文章学”相对应的黄金时代是东汉至两宋,与“文学”相对应的黄金时代是元明清(“文学”话语对小说、戏曲的重视超过诗、文)。运用“古典学”“文章学”和“文学”的视角考察各自所对应的黄金时代,自是相得益彰,用来研究其他的时代,也有相辅相成的效果。
例如,“古典学”“文章学”的一些理念,在古代小说、戏曲的研究中大有用武之地。原因在于,东汉至两宋间的文章在元明清时代依然传承不衰,深刻影响了时人的思维方式。明清之际的知识精英,常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合称为“四大奇书”,即反映了要跟“四书”建立谱系关联的意愿。晚明李贽《忠义水浒传叙》把儒家“举贤授能”的理念与《水浒传》的具体情节挂钩,谢肇淛用孟子“求放心”的话来概括《西游记》的主旨,这些事例表明,如果忽略了“古典学”的视角,对“四大奇书”的理解便难以深入。
同样,“文学”的理论工具,也可以用来研究中华元典和古代文章。清初叶燮在《原诗》中说,人类作品所表达的,无非“理、事、情”而已。这个说法可与传统的四部分类相互呼应。四部中的经部,不是知识门类,而是依据典籍的地位来确定的。其他三部,子部以理为主,侧重于议论;史部以事为主,侧重于叙述;集部的诗赋骈文则以情为主,侧重于抒情。“古典学”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关注义理、训诂,叙事、抒情等维度便相应地被忽略了。现代人以散文的眼光来读《论语》《庄子》,以诗的眼光来读《诗经》,以小说的眼光来读《晏子春秋》,常能获得不少新的阐释。以《诗经》的第一篇《关雎》为例,在“古典学”的视野下,该篇被置于儒家礼乐体系之中,被解读为歌咏“后妃之德”;在“文学”的视野下,则被视为歌谣,确认其抒写热烈的恋情。这两种看法,各有其合理性,可以互相补充,不能偏废。
重视“古典学”“文章学”“文学”之间的互补与沟通,其意义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有助于提升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圆满度。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对象,往往留意某些部分,而忽略其他部分,因而各有盲点。把不同视角的观察有机结合,离“完整把握”的目标就更加接近。二是有助于建构中国文学史自主知识体系。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建立,大量借用了外来观念、术语,运用它们来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一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做法,以致造成了“中国文学传统”的部分迷失。综合运用“古典学”“文章学”“文学”的视角,既提升了中国文学史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又赋予其持续开放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