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集合论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负责人、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当代中国社会学重建于改革开放初期。致力于学科复兴的研究者们认识到，要正确认识社会现象、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合理、科学地运用研究方法是重要前提。经过两代社会学研究者的持续努力，社会学研究方法在学科重建后的40多年里取得了长足进步。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丰富，如何更加恰当地认识和运用这些方法，准确把握社会现实，深入分析社会现象，成为推动社会学研究进一步深化的重要课题。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避免方法本位。这一问题在西方社会学发展中有所体现，中国社会学界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持续的反思与探索。
辨异观通：
审视研究方法的跨文化通用性
国内研究者对引进调查问卷的反思和改进，是审视研究方法跨文化通用性的一项重要工作。欧美社会学界在20世纪开展了许多大型社会调查，通过规范抽样和持续收集数据，为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提供了重要支撑。改革开放后，国内社会学研究者也积极引进并自主设计此类调查，他们或与西方学者合作，将国际性调查拓展至中国，开展国际比较分析；或对国外成熟的专项调查问卷进行翻译和本土化改编，以开展本土社会调查，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的数据库建设。在过去20年间，中国社会学界相继主持开展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等多项大型社会调查，为政策报告、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来源，有力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
在调查的实施过程中，问卷的通用性问题日渐凸显，需要结合具体社会情境加以检视，以提高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更准确地认识社会现实。家庭文化及相应的个体主义变迁是社会发展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对这一议题开展问卷调查，需要对“家庭边界”进行测量。西方国家的人口普查和社会调查在界定家庭时通常会强调住址原则。这一原则侧重居住因素，在中国语境中运用时，还需充分考虑血缘和经济等因素，以体现“家”概念在中国文化中的伸缩性，提高调查数据分析的准确性。类似的现象也常出现在一些主观性调查中，例如以相同问题询问被访者的主观定位时，需要关注不同文化中被访者所默认的参照群体的差异，以准确理解和比较调查结果。上述现象在围绕价值观、宗教信仰等议题的调查问卷中经常出现，这提示我们需要完善测量方式，使测量结果更充分地反映实际价值观念，更准确地呈现宗教信仰人群的比重。有鉴于此，相关研究者对将问卷调查等同于物理测量的认识进行了反思，从问卷结构、提问方式、题项设置等方面对引进问卷进行了符合中国情境的改造与重构，有效提升了这一调查方法的适用性。
研究方法的通用性问题不仅涉及地区之间的差异，还涉及地区内部差异和跨时期变化。如何处理这些时空差异，也是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议题。国内研究者在广泛学习和应用这些方法的过程中，结合中国情境中的问题意识和背景知识，进一步揭示并研究了相关通用性问题。40余年来，中国社会学界的相关探索为深化对研究方法通用性的认识积累了经验。
兼收并蓄：
推动研究方法的多元互补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重建伊始，费孝通先生在南开大学主持开设了“社会学专业班”（以下简称“南开班”）。这一专业班培养了一批后来活跃于中国社会学界的骨干学者。南开班邀请了美国华裔社会学家林南讲授研究方法课程，课程讲义以《社会研究方法》为名出版，成为此后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教材的蓝本。这类教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科学化、规范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人才培养及其与西方社会学的交流。
1957年费孝通（右）重访开弦弓村（江村）。社会学恢复重建以后，费孝通又曾多次前往。资料图片
随着本土研究水平的持续提升，中国社会学界逐步认识到，还需进一步加强研究规范与研究意义之间的联系。一方面，部分研究虽然运用了较为复杂的方法，但在增进实质性认识方面仍有待加强；另一方面，一些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研究手段虽与教科书规范不尽一致，其方法论价值仍值得重视。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社会学界从多角度展开探讨，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南开班引进的研究方法代表了彼时美国量化社会学研究的思路，中国社会学选择这一路径作为学科建设的切入点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也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拓展方法视野。美国社会学的量化研究拥有相对完备的方法论体系，具有数理推断优势，在重视科学知识的社会背景中得到广泛应用。同时，这一知识生产方式与美国“福特主义时代”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因此，在学习借鉴主流英文社会科学期刊研究范式的同时，还需结合具体研究问题，重视不同方法的适用条件与互补作用。
基于上述反思，中国社会学界陆续引进了诸多质性社会学研究的思路和工具，恢复了中国社会学的调查传统，重新认识“解剖麻雀”等典型调查的方法论价值，吸纳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视野与方法，响应党中央关于开展调查研究的号召，组织高校社会学专业的师生到全国各地开设田野课堂。社会学既需要借助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从结构性视角考察总体现象与因果关系，也需要深入田野现场考察具体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行动。推动多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已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重要研究取向。
溯本穷理：
重新理解理论与方法的关系
人们通常将理论和方法视为相对独立的两个方面，强调前者的思辨性和后者的工具性。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的研究实践表明，研究方法与理论建构密切相关，“方法的理论性”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
一方面是理论生成问题。按照通行的后实证主义方法开展社会学研究时，研究任务主要围绕理论的证伪展开，理论应如何生成、又应由谁建构，也需要得到充分讨论。另一方面是理论与经验的关系问题。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曾提出“中层理论”概念，获得了广泛认同。这一概念对理论与经验关系的处理仍有一定局限，一些基于中国经验的中层理论研究仍侧重于补充西方既有理论，对中国经验的理论提炼有待加强。默顿的讨论仍在既有的理论与方法关系框架内展开，对理论生成问题的回应有待深化。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社会学研究需要在检验既有理论的基础上，加强系统性的理论建构，更好地阐释中国经验。
因此，在社会学研究中开展有效的理论建构，需要深化对理论与方法关系的认识。国内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开展了多方面探索，形成了以下几种较具代表性的做法：将理论悬置，恢复归纳逻辑、溯因逻辑在研究中的主导作用，在经验研究中进行理论创造；将理论升维，挖掘中国思想中的理论元素如“群”“一本”“一体”，融合传统治学方法来构建本土社会理论框架；将理论桥接，提出诸如“多元话语分析”的原创方法体系，探索理论生产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路径；将理论锚定，选择与理论适配的调查方法。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开展的口述史研究是理论与调查方法相结合的一类实践。相关研究者以社会记忆等理论为指导，改变了对于科学事实的僵化理解，围绕鞍钢、大庆及三线建设等开展口述史调查，及时收集、整理和保存相关社会历史资料。
明体达用：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双重属性
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改革开放同步。在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背景下，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被视为先进科技的一部分。这种认识在当时具有合理性。相较于当时较为注重思辨和修辞的社会分析方式，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所强调的讲事实、重逻辑，有助于南开班学员整合已有知识、形成较为系统的学科认识。
在肯定研究方法科学技术属性的同时，也需要结合具体研究实践，深化对其适用条件及思想文化基础的认识。回顾40余年的学科发展，中国社会学界持续关注这一问题，围绕研究方法的通用性、多元性和理论性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讨论涉及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双重属性：它既属于科学技术，亦属于思想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区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而明确二者在知识性质上的差异。
要在社会学研究中准确把握社会事实、推进理论创新，研究者需要在学习借鉴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深入理解其思想文化内涵，并在工具与思想、技术与文化的联系中把握研究方法的特质。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