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楚辞》论评要籍整理与研究”负责人，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楚辞》自汉代结集后，历代学者围绕其展开了大量的评价或批评，称之为《楚辞》“论评”。这些“论评”或论人论世，或论义论文，或散见，或集中，经过历代积累，蔚为可观，成为《楚辞》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楚辞》学史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总体上讲，明代以前，此类材料多见于文人专书、文集与笔记等著述中。明以后，专门的《楚辞》“论评”著作开始出现。姜亮夫先生《楚辞书目五种》即在“楚辞书目提要”中将历代楚辞学专著分为“辑注”“音义”“论评”“考证”四类，其中专列“论评”一类，介绍历代《楚辞》“论评”著述。
汉唐时期：《楚辞》“论评”的肇始
从理论上讲，伴随屈原作品的出现，时人的评价或批评即已出现，这应是此类文献的滥觞。随着屈、宋作品以及汉代拟骚作品的陆续辑集，相关“论评”材料也日渐繁多。
汉唐时期的《楚辞》“论评”主要围绕屈原其人的评价展开。有文献记载的第一位对屈原进行评价的文士是贾谊，其在《吊屈原赋》中言屈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其后，刘安《离骚传》评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其志可与“日月争光”；又赞《离骚》体兼《风》《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后有扬雄“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作《反离骚》以吊屈原。扬雄虽悲悯屈原遭际，但对其自沉之举并不认同，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不同于贾谊、刘安、司马迁等人对屈原与《楚辞》的赞赏，班固则对屈原持批评态度。班固认为，“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对于屈原的作品，班固认为，此前刘安对《离骚》的评价过高，并不符合实际，“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班固又从《离骚》的艺术特色着眼，肯定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
王逸《楚辞章句》是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楚辞》注疏类专书，其中亦有诸多“论评”之语。王逸认为，班固对屈原“露才扬己”的批评“殆失厥中”，又对屈原的忠爱之心与高洁品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此外，王逸还在《楚辞章句》各篇作品前的序中，对其作者归属、行文大旨与创作时地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汉代对屈原的两种不同评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屈原“忠”“怨”的讨论，成为历代《楚辞》“论评”的重要话题。
至南北朝时，《楚辞》“论评”以《文心雕龙·辨骚》为代表。刘勰将目光从屈原其人聚焦于《楚辞》文本，先从汉代刘安、班固、王逸、汉宣帝、扬雄诸家对《楚辞》的“论评”进行回顾，认为前论皆“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刘勰采取“折衷”的思维模式与论文方法，将《楚辞》与经书相比较，概括出《楚辞》与经书的“四同”“四异”，为汉代的《楚辞》“论评”作结。刘勰继而道出自己对《楚辞》文体渊源、艺术成就与各篇特色的评价，云：“故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慧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刘勰充分肯定《楚辞》对后世的影响，言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在篇末赞语中对屈原与《楚辞》发出“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的由衷赞叹。
唐人对《楚辞》的兴味逊于汉人。因此，唐代的《楚辞》“论评”较之汉代有所回落。《隋书·经籍志》对屈原其人与《楚辞》的创作动因、艺术特色等进行了简要评价，云：“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唐太宗赞赏屈原的高洁品行，以“孑身而执节，孤直而自毁”评之。
宋元时期：《楚辞》“论评”的接续发力
宋元时期的《楚辞》“论评”，以宋代为主。与汉唐时期的“论评”形态相近，这一时期的《楚辞》“论评”仍停留于散论阶段。在最具代表性的晁补之《重编楚辞》、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及《文选》诸家注中，也有诸多《楚辞》“论评”之语。
宋代《楚辞》学蓬勃发展，这一时期问世的朱熹《楚辞集注》不仅是《楚辞》注疏类专书的代表，还对明清时期的《楚辞》“论评”著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概括而言，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文献版本方面，明清时期影响较大的《楚辞》“论评”著作，如明代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沈云翔《楚辞集注评林》、陈深《诸子品节·屈子》与清代林云铭《楚辞灯》、吴世尚《楚辞疏》、方人杰《楚辞读本》等，皆以《楚辞集注》为底本。二是在“论评”内容方面，朱熹提出屈原之忠，属“忠而过者”，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屈原之作，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其后，蒋之翘、沈云翔、吴世尚等明清《楚辞》“论评”者不仅在论评著作中多征引朱熹之论，还围绕其“忠而过”的观点展开进一步讨论。
此外，晁补之《重编楚辞》、洪兴祖《楚辞补注》两部影响较大的注疏类专书，也包含部分“论评”内容。晁补之《重编楚辞》以屈原作品内证为据，不仅对世传《楚辞》的篇目顺序加以调整，还对部分篇目的作者归属问题进行探讨。洪兴祖《楚辞补注》在王逸《楚辞章句》的基础上，对《楚辞》各篇的文义展开了更为深入的剖析。除了以晁补之、洪兴祖、朱熹等为代表的《楚辞》学家之外，亦有不少宋代文学名家存有《楚辞》散论。如宋祁评《离骚》云：“《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矣。”苏轼评曰：“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高似孙又曰：“《离骚》不可学，可学者章句也，不可学者志也。楚山川奇，草木奇，原更奇。原人高，志高，文又高。”宋代《楚辞》“论评”继唐代回落后，呈现出复兴态势。
宋代米芾《离骚经册》 图片来源:CFP
元代《楚辞》“论评”再度回落，不复宋代之盛，所论亦不出前代窠臼。如方回《学诗吟》评《离骚》云：“《离骚》谓绝响，此道传人心。”祝尧对《楚辞》与《诗经》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云：“《骚》者，《诗》之变也。”吴澄从君臣大义视角评屈原，云：“予尝谓楚之屈大夫，韩之张司徒，汉之诸葛丞相，晋之陶征士，是四君子者，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时也不同，而其心一也。一者何？明君臣之义而已。”
明清时期：《楚辞》“论评”的兴盛
明清时期不仅是《楚辞》学的兴盛时期，也是《楚辞》“论评”的繁荣期。这一时期《楚辞》“论评”在呈现形式与持论上可谓百花齐放。在形式上，散论、专论、评点、集评、专书并驾齐驱；其所品评，或是捍卫旧说，或是自立新解，又或是二者折衷，可谓异彩纷呈，各领风骚。明清时期的《楚辞》“论评”对后世影响极大，很多观点被近现代学者采纳，并进一步推延，其影响流播至今，几成定论。
明清时期《楚辞》“论评”著作竞相出现，这既是两千多年《楚辞》学研究学术积淀的结果，又受到心学思潮、明清易代的政治时局、八股取士的文化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更与此时文学评点的兴盛密切相关。《楚辞》评点本是《楚辞》“论评”著作中较为独特的一类，其“论评”内容附着于所用的《楚辞》底本之上。这些评点本由评语与圈点构成，就评语而言，可细分为眉批、旁批、夹批与总评等内容；就圈点而言，包括圈、点、截、抹等符号。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评点起始于南宋，至明万历年间，《楚辞》评点本开始出现。万历十四年（1586）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是明代较早出现的《楚辞》评点本。该本呈现“以注为主”“注评合一”的状态，是文学评点发展初期评点本所具有的普遍现象。至天启年间问世的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则已转变为“以评为主”“注评合一”。就蒋本所载评点的质量与数量而言，《楚辞》评点诸本中鲜有能出其右者，堪称明清时期影响最大的《楚辞》集评本。
早期的《楚辞》“论评”著作呈现“注疏”“论评”“音韵”“考证”等内容合一的格局。随着“论评”的逐渐深入，《楚辞》“论评”著作中“论评”内容的比重开始逐渐提高，“注疏”“音韵”“考证”等内容的比重逐渐下降，更出现了如贺贻孙《骚筏》、顾成天《读骚列论》等不录《楚辞》原文的纯粹“论评”专书。
自明中后期开始，来钦之《楚辞述注》、陆时雍《楚辞疏》、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陈深辑《诸子品节·屈子》、闵齐伋校刊套印《楚辞》、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张凤翼《楚辞合纂》、潘三槐《屈子》等质量较高的《楚辞》“论评”著作先后涌现。这些“论评”著作围绕《楚辞》的文体与艺术问题、刊刻与流传问题、接受与批评问题等展开深入讨论。以陆时雍《楚辞疏》为例，该书对《诗经》与《楚辞》的同异进行了细致考察，提出《楚辞》与《诗经》的风格不同，却本质相似、文义互通，且《诗经》“六义”在《楚辞》中均有体现。故陆时雍认为，《楚辞》与《诗经》具有相同的文学地位。及至清代，更有周拱辰《离骚草木史》、王萌《楚辞评注》、郑武《寄梦堂屈子离骚论文》等大批《楚辞》“论评”著作蜂拥而出，形成了《楚辞》“论评”的全面兴盛，也推动了《楚辞》“论评”的深入发展。清代《楚辞》“论评”者不仅对屈原其人、其世展开追问与批评，还对《楚辞》诸篇的作者归属、创作时地、行文艺术、结构层次等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讨论。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楚辞》“论评”专书当属林云铭《楚辞灯》。林云铭秉持“知人论世”的“论评”理念，采取评点形式，对屈原作品进行品评。受明代黄文焕《楚辞听直》的影响，林云铭对《九章》诸篇的创作时地作了细致考察，并重新排列各篇顺序。《楚辞灯》问世后盛行一时，如刘梦鹏《屈子章句》、屈复《楚辞新集注》等著作，多被书坊冠以“楚辞灯”之名。其后，顾成天《读骚列论》、董国英《楚辞贯》、颜锡名《屈骚求志》等“论评”专书，对《楚辞灯》的观点多有继承。亦有王邦采《离骚汇订》、牟庭《楚辞述芳》、鲁笔《楚辞达》等“论评”专书对《楚辞灯》之论加以批评，更有朱冀《离骚辩》一书，专为批驳《楚辞灯》之悖谬而作。《楚辞灯》对其后《楚辞》“论评”的影响可见一斑。
历代《楚辞》“论评”者对《楚辞》文本与屈原其人的品评，构成了中国《楚辞》批评史的基本坐标。对历代《楚辞》“论评”著作进行整理与研究，在丰富《楚辞》学史研究内涵、推进当代古籍整理工作进程、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