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晋令》辑佚、考释与研究”负责人、2024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者、湘潭大学法学学部教授
令，在我国古代早期是法律的泛称，又多指王言王令，常与律混杂难分。律令发展至魏晋，“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属性有异，各自成典。令类似于今天的行政法规，与以刑法为主核的律成为古代最具代表性的法律形式。
令典是中华传统政治智慧在行政立法领域的集中体现，兼具学理性、系统性、确定性、一致性等特征，是令成文化的高级样态，集中体现了古人在施政理念、法律分类与立法技艺等方面的创见。《晋令》是中国古代行政法典的典范之作，对当时及后世影响很大，惜已佚失。考察其内在属性与流变历程，可揭示古代法典制定的具体方式及其立法精神，有助于为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法典编纂路径提供借鉴。
糅合礼法：《晋令》的属性
陈寅恪说“古代礼律关系密切”，究诸史实，礼令关系比礼律关系更加密切。《晋令》四十篇中，不少篇名一看即知与礼关系紧密，如《服制令》《祠令》《丧葬令》等。《南齐书·舆服志》：“文物煌煌，仪品穆穆。分别礼数，莫过舆服。”儒家“三礼”：《周礼》《仪礼》与《礼记》。《周礼》乃后世设官立制的蓝本，《礼记》《仪礼》的一些仪则被引入律令，乃“引礼入律（或令）”的显现表征。《礼记·乐记》：“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晋定礼修律，众臣非常清楚“礼乐政刑”四者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试图通过定礼乐、修律令解决四者间的关系，这是前朝未竟的事业。司马氏君臣试图通过法制、官制和礼制的顶层设计，系统重整社会秩序，实现礼与法的调适融通。以“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的方式，证明政权的正当性。泰始年间先颁行律、令、故事；新礼也在撰定之中。礼纷繁复杂，甚难理清，经荀顗审定的礼有“百六十五篇合十五余万言”，后经挚虞删定，先公布了至关紧要者十五篇，于惠帝元康元年（291）颁于天下，从形式上解决了施政“有典有则”的问题。
作为封建国家施政的大经大法，令典规定的是日常行政中繁冗的行政事宜：选官及考核、官品及职责、俸廪及服制、户口及税收等。可以推测，不少令条乃由礼入令或杂糅礼令而成。正因此，从《晋书·礼志》《宋书·礼志》《通典·礼典》中可辑得《晋令》令条；《晋书·舆服志》中“服制”内容多是集《晋令·服制令》而成；《晋书·职官志》《通典·历代官制总序》罗列的西晋职官表，资料亦主要来源于《晋令·官品令》。
简法务本：《晋令》的特质
战国至秦汉深受法家影响，奠定了后世制颁成文法的传统。秦代“法令由一统”，凡事“皆有法式”，招致“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之讥；但秦人探索“法治”的精神不应被磨灭。“汉承秦制”，习于立法。汉成帝时，“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律令又陷入“繁于秋荼”的死循环。东汉末，律令及其他“断罪所当由用者”，多达七百余万言。如此大体量的律令简牍，使“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制定简洁便行的律令成为时代的强烈吁求。武帝泰始四年（268）下诏，“律令既就，班之天下，将以简法务本，惠育海内”。晋武帝推动完成泰始律令的编纂。
晋律令具备高超的立法技巧，惯于凝练篇章之义，“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比《曹魏令》更加简洁周备，特色鲜明。
首先，按类设令，合理归类。《晋令》较好解决了“按类设令”难题，令篇依令条的具体内容而定；不像汉代按干支来标识令篇，导致篇目混杂，令条散乱，不便于用。《晋令》则不同，如属“官品”者入《官品令》，属“吏员”者入《吏员令》，等等。归类合理，层次分明，甚便行用。至于“军令”的分篇，尚无最优解，给后世令典完善留了空间。
其次，令条简洁，朴实中性。与秦令比，汉令已强调并力争做到简洁；但与《晋令》比，尚不可同日而语。如《晋令·户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又如《晋令·关市令》：“翡鸟不得西度陇。”文字何其简洁。体现了《晋令》的特色：对象普适、语词中性、行文简洁、事关禁止，与当今的法条语言十分相像。这是重大的历史进步，影响到后世律学理论与立法技术的长远发展。
最后，削除罚则，令存事制。律、令之别主要在于其规范属性、效力层次与稳定程度。在秦汉律令混杂之时，令中多有罚则，律中常含政令。这与“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的分工大异其趣。为提高决断效率，凡遇官员一般违法的处罚倾向非刑罚化，顺应了社会发展所需。这些“故事”最终聚集为行政处罚序列，成为魏晋制令者的通识，也最终催生了律令分野观念的出现。辑佚所得的《晋令》中，还偶见带有罚则的令条，恰体现了历史的延续性与不彻底性。《晋令》：“凡民不得私煮盐，犯者四岁刑，主吏二岁刑。”这种“历史的尾巴”在《晋令》中并不多见。令与罚则分离乃大势所趋，更多晋令体现了“令以存事制”的性质，带有鲜明的强制性、禁止性行政法规色彩。
轻平简易：《晋令》的行用
在魏晋修律的历史使命中，律令分野并法典化成为最高追求。唐人说晋律令“实曰轻平，称为简易”，评价甚高。晋令2306条98643字，晋律令共2926条126300字，体量仅是汉末律令的1.6%。晋令条平均约43字，比出土秦汉简所见秦汉令更显简洁。这种删繁就简的功力，令人惊叹。人的无限性、创造性在此次修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困扰汉人几百年的律令繁杂问题迎刃而解。且《晋令》并未沦为一纸空文，而是富于实用性与革新性的法典。
一方面，富于实用，施政遵循。《晋令》作为行政法典，大多令条属于强制性与禁止性法规，违令多会受行政处罚，如罚俸、降级、免官、除名等。《晋令·户令》：“养人子男，后自有子男，及阉人非亲者，皆别为户。”在一起发生于东晋的争子案中，原告就曾援引此令申辩。《晋令·户令》：“年九十，乃听悉归”，本来自《礼记》所倡“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晋“引礼入令”，由礼仪变为强制性法规。晋朝庾纯因酒后失言得罪贾充被免官，贾充又指责他“父老不求供养”，企图令其“违令有罪则入律”而被刑事处罚。在礼令中规定的“冕服”制度更成为两晋南北朝礼法变革的重头戏。《晋军令》多继承自曹操军法，其实操性很强。《晋令》：“军列营，步骑士以下皆著兜鍪”，即军队在兵营驻扎时，步骑兵都得戴头盔。《三国志·诸葛恪传》载诸葛恪令留赞、丁奉等将领急行军去解救被困将士，恰遇魏军将领路中聚餐，“时天寒雪，魏诸将会饮，见（留）赞等兵少，而解置铠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缘遏，大笑之，不即严兵”。丁奉令将士“解铠著胄，持短兵”，吴军奋勇向前，与魏军短兵相接，魏军大败。从战场情形推知，行军途中，兜鍪本应戴在头上，但魏军不遵军令，军容不整，大败而归。可见，曹操军法富于实操性，这是《晋令》中承继较多曹魏军法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慎于修订，因应世用。《晋令》颁行后，既未成一纸空文，亦未能一劳永逸；因职官、礼仪等制度变化，因时革新、因变修订。令典的修订与制定并非一事，唯有令典内容须做出重大、全面调整时，重新制定令典才会被提上日程。故《晋令》曾多次修订更合史实，史载惠帝元康中曾修订过《晋令》。《晋书·郑默传》：“遭母丧，旧制，既葬还职，（郑）默自陈恳至，久而见许。遂改法定令，听大臣终丧。”“改法定令”自是对《晋令》相关条文做调整。总之，日常的修订，只需对有关令条修订即可，对体量达两千多条的《晋令》而言，工作量并不大，不必启动重修程序。
沟通汉唐：《晋令》的地位
从曹魏开始，律令分野大幕开启，晋律令踵事增华，张大其事，恢宏其制，我国古代律令分野、各自发展的态势已不可逆转。但历史发展不会一蹴而就，虽然律令已分，但将“令”作为“律”补充法的惯性思维尚在，这仍是“令”的重要特点之一。至隋唐修令时，律令分野才最终完成，形成律典“制死生之命，详善恶之源，翦乱除暴，禁人为非”，令典“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之局面。
《晋令》在继承秦汉魏令基础上，有很多创设，成为南北朝至隋唐修定令典的主要参照。南北朝仿效《晋令》，有《梁令》《陈令》《北魏令》《北齐令》之问世。至隋唐时，修令范式更加完备，并被后世及东亚诸国所仿效。形成令典沿革谱系：曹魏令—晋令—梁令—陈令—北魏令—北齐令—隋令—唐令—宋令—大明令。清代有律例而无令，清例沿自明令，令典成为历史。
《晋令》后令分南北两支分别发展：南朝梁、陈令，北朝魏、齐令；至隋唐又汇为一支。《唐令》的总体量、条数，令篇数量、篇名，令条内容、语言风格无不以《晋令》为蓝本。仁井田陞在《唐令拾遗》中说：“从《晋令》逸文中，可以看到《唐令》的前身。”故没有《晋令》的开拓之功，就不会出现鼎盛的隋唐令。
西晋作为沟通汉唐的中间朝代，从《晋令》条文亦可感受到汉唐间法律的变迁。学界通说认为，“文景刑制改革”后，西汉废除了黥、劓、刖三种肉刑；黥刑在“刺配”刑出现时死灰复燃。《太平御览》曾引晋令：“奴婢亡，加铜青若墨黥，黥两眼后；再亡，黥两颊上；三亡，横黥目下。”规定奴婢逃亡被捕后的处罚，通过黥面或多次黥面，令其留下明显的犯罪记录，防止再度逃亡。这是“文景刑制改革”后，黥刑在晚近朝代继续存在的直接证明，不必等到“刺配”刑时才出现。
《晋令》乃令典化的典范之作，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毫无疑问，南北朝令、隋唐令、宋明令以及日本、朝鲜令都处于《晋令》的延长线上。《晋令》能取得如此高的历史地位，应归功于魏晋律学理论之精深与立法技巧之高深。
辩证地看，魏晋立法既是对秦汉旧传统的终结，亦是树立魏晋新传统的开始，更是隋唐制度渊源的滥觞。《晋令》以其独树一帜的立法成就，摆脱附属于礼律的从属地位，获得独立发展的机会。回望历史，新制度与旧传统的冲突、“宗经”与建构的对接、理想与实用的融通，在每次大变革时都会上演。如何准确把握其间的分寸，做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这是我们从历史中可以汲取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