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与俄苏关系研究”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有史料记载的中西官方文明交流是从西汉“丝绸之路”开始的。如果继续追溯“丝绸之路”形成之前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中华文明和古希腊文明起源，就会发现，文艺在中国的夏商时期与古希腊的米诺斯、迈锡尼时期便已呈现出相似的发展规律和相通的美学精神。文艺在中西文明起源中所表现的相通性不仅是跨越地理的神奇巧合，更彰显了中西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人类共通的智慧之光。
“龙”与“海豚”的图腾意蕴
艺术出现于文字之前，这在中华文明和古希腊文明起源中都有所体现。在古希腊语中，“艺”一词的含义是“工艺、技能、手艺”，而英文中的“技术”一词的词根便来源于古希腊语中的“艺”。汉语里的“艺”源于象形文字，文字展现了跽跪的人双手捧持禾苗时的栽种之状，意为“种植庄稼的本领”。中西方的“艺”都带有原始劳动之意，体现了生产生活的本质。恰如马克思所言：“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从地理特征看，中西方文明起源有所不同。广阔无垠的冲积平原和雨热同期的季风气候为农耕提供了有利条件，孕育了以农耕文化为特征的中华文明。而古希腊文明起源于爱琴海地区。山多地少，海岛、海港众多，更易于航海、开展海上贸易的地理优势，塑造了以海洋文化为特征的西方文明。两种文明在不同的地理特征影响下形成了特点鲜明的文艺图腾形式。
农耕民族对天地之广博赋予想象，发明出飞舞于天的图腾。闻一多在《龙凤》一文中提到“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仰韶遗址的蚌塑龙、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龙形器都说明远古时期“龙图腾”在华夏早期文明中出现过。夏商时期以夔龙纹、蟠龙纹、爬行龙纹等纹样来彰显龙的神性威仪，这些纹样被装饰在代表权力与信仰的青铜礼器之上，龙图腾成为融合了多个氏族图腾的华夏共同符号，承载着农耕文明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也寄寓着早期先民对族群凝聚的渴望。由此可知，龙在夏商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海洋民族对海洋的多变充满好奇，热衷于探索源自海洋的图腾。以希腊克里特岛为发源地的米诺斯文明就说明了古希腊艺术品所具备的海洋特征，公元前1700—前1450年的陶器、石器及壁画上多次出现海豚、章鱼等海洋生物的图腾，克里特岛出土的章鱼装饰金字塔形的称重器、章鱼陶罐，克诺索斯宫遗址的海豚壁画等都印证了希腊人对神秘海洋的敬畏和对平安、财富的祈愿。
两大文明的图腾特征对后世的中西方神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创世神话中，有盘古从混沌中开辟天地的故事，也有“女娲补天”的传说；而希腊神话中，“海神”是数量众多的“自然之神”之一，有混沌之后诞生的大地之母盖亚所生的第一代海神——蓬托斯，后又有俄刻阿诺斯、泰西斯、波塞冬等海神，爱神阿佛洛狄忒也诞生于海洋泡沫中，英文的“海洋”一词便来源于“俄刻阿诺斯”。
中华文明的图腾崇尚“顺应天时”，古希腊文明的图腾向往“与海依存”，虽然形式不同，但都展现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彰显了中西方文化用信仰图腾来守护族群福祉、连接神圣血脉的特征，也共同体现了尊崇生命和敬仰自然的观念。
“牺尊”与“来通杯”的艺术图景
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曾言：“有史时期的中国艺术——伟大的中国艺术——实际上从青铜器开始。”夏商时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鼎盛时代，古希腊米诺斯文明在公元前1700年—前1450年左右也进入青铜文化鼎盛时期。中国的青铜器多为礼器，古希腊的青铜器则以兵器和用具为主。与中国的爵、簋、觚的形状相似，米诺斯文明中也出现了青铜制的杯、罐、瓶等小型祭祀或生活用具，中西方不仅在塑造器皿上运用了相似的造型，而且都广泛使用在民间庆祝与祭祀活动中。
“牛”是中西方艺术图景中的重要元素。从殷墟遗址出土的商代“亚长”牛牺尊，以野生圣水牛为原型，主要用于祭祀或盛酒。《诗经·鲁颂·閟宫》有文：“白牡骍刚，牺尊将将。”记载的便是用纯白或赤色牛犊和牺尊进行祭祀的宏大场景。在米诺斯文明遗迹中，也发现了不同形态的牛状器具，最特别的是石制牛状祭祀礼器，“公牛头来通杯”便是其中一种。来通杯是一种盛放液体的礼器，顶部和底部各有一孔，祭祀时酒通过底部的孔流出。米诺斯文明的青铜瓶上还刻画人与公牛的争斗场景，这是源于克里特的公牛崇拜传统。发现于克里特岛克诺索斯宫遗址的壁画《跳牛图》就描绘了男子倒立在公牛背上的表演，生动地反映了这一崇拜传统和民间风俗。中国亦有描绘人与牛的娱乐活动，《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记载“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正是书写古人手持牛尾、模仿耕种的舞姿。
中西方文明起源都是以人类生产生活中常出现的动物形象来进行艺术塑造，或通过祭祀来告慰神灵，以祈求风调雨顺的福祉；或通过娱乐来展现勇敢品质，以获得心灵的慰藉，但都是通过动物这种具象符号来建立人与神、人与族群、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表现出人类对自身命运的关切。
“象形”与“线形”的图像思维
当古希腊米诺斯文明于公元前1450年前后开始衰落，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迈锡尼文明取而代之逐渐成为古希腊的中心，而此时的中华文明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文字符号系统。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写道：“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欧洲的远古文化只有爱琴—米诺文化（编者注：即爱琴海地区的米诺斯文明），因为它已有了文字，可以称为‘文明’。此外，欧洲各地的各种史前文化，虽然有的已进入青铜时代，甚至进入铁器时代，但都不称为‘文明’。”在米诺斯时期，古希腊便有了“象形文字”和“线形文字A”，这两种文字被认为使用于公元前2000年至前1450年间，它们常见于泥板上，但这两种文字至今仍未被破译。直到迈锡尼文明取代米诺斯文明后，线形文字B吸收了线形文字A的部分符号并建立了自己的文字系统，这种系统后来被认为是最早的希腊语形式，在20世纪50年代被破译。有趣的是，其中一些线形文字B中的符号，与中国的象形文字颇为相似。当然，这种形态上的相似，并非意味着文字体系的同源，而是反映了早期人类在符号创制中对自然物象共同的观察与提炼方式。
不同于迈锡尼人把线形文字记录在泥板上，中国的象形文字则是书写在甲骨、陶器、玉器上，商代的文字已具备“六书”的特征——即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所说的“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借假”，最为核心的便是“象形、象意、象声”，象形文字来自对物的写实，但绝不是复刻，有些象形文字中还具备指事、会意的功能。实际上，中国早在4800年前便出现了象形文字的身影，如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的大口陶尊上的“日、月、山”符号，被认为可能是新石器时代的汉字雏形。
“线形文字”的命名，旨在把“线形文字”与“象形文字”区别开来。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希腊线形文字B的很多字母形态都由“象形”演变而来，如男、女、牛、羊这些表示人与动物的符号，在线形文字B中的字母形状与象形汉字在甲骨文、金文中的样貌都有颇多相似之处。遗憾的是，由于米诺斯文明象形文字和线形文字A的大量遗失和未破译，线形文字B与西方更早文字的关联性成为未解之谜。反观中国的象形文字，不仅传承至今天的汉字体系中，还发展出特殊的艺术类别——书法。象形文字本身就是一种“线的艺术”，而线形文字B也是一种“线的艺术”，虽然前者表意，后者表音，但不难看出，人类最初语言符号形式中充满了图像思维，即对自然之物的观察与模仿。宗白华曾在《艺术起源与进化》一文中写道：“我人知东西民族有不谋而同者，即彼等初时，虽欲摹仿自然，但其结果，当得相同之几何形体，可知彼等有相同几何根本观念，故可得此结果也。”基于自然模仿而出现的“象形”与“线形”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文明起源过程中图像思维表达的相似性。由此可知，中西方在用符号进行创造和诠释文化上具有相通性。
追溯中西方文明起源中文艺的相通性，正是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特征中深化认识，为当代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文艺发展提供智慧，更为探寻亚欧大陆上数千年各种文化间的演进关系提供启示。
夔龙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