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9世纪俄罗斯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及其误读研究”负责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19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不仅以深刻笔触剖析本国的社会现实与精神困境，还以宏阔的文化视野审思世界文明。作为俄罗斯的近邻、神秘的东方古国——中国，自然成为他们笔下独特的“他者”意象。这些作家的中国书写，既是中俄跨文化对话的珍贵见证，也是审思中国形象域外建构的重要样本。重新梳理和解读这些文本，对于深化中俄两国人文对话、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19世纪俄罗斯作家中国认知的
深层语境
19世纪俄罗斯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既延续了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余温，也植根于俄罗斯社会对东方世界的“集体想象”，更与作家个人的精神气质与创作方法密不可分。这三重因素相互交织，构成了他们认知中国的三重视角。18世纪欧洲兴起的“中国热”，为19世纪俄罗斯作家塑造理想化的“中国幻象”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该语境下，中国被普遍建构为崇尚礼仪、富含哲思的文明国度。普希金早期诗歌中那位“谦恭斯文”的中国人，正是欧洲集体文化想象的延续。在审美层面，普希金诗作中反复出现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已升华为浪漫主义理想的诗意象征。在叙事层面，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作家笔下的中国器物，则成为承载文化意蕴的叙事元素。在思想层面，这种文化想象进一步内化为对东方智慧的认同：普希金将中国圣贤视为谦恭人格的化身，托尔斯泰晚年更是专门撰文，系统阐释孔、老思想，并高度推崇。
19世纪俄罗斯人的中国认知，始终与俄罗斯自身的社会发展相关。18世纪，受欧洲启蒙思潮和俄罗斯东正教使团对中国描写的影响，以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代表的社会上层既将中国塑造为“哲人之邦”，又对中国皇帝的傲慢表达了不屑。进入19世纪后，随着对中国了解的进一步深入，俄罗斯对中国的正面想象逐渐逆转——中国开始被贴上“停滞”的标签，成为此后俄罗斯中国认知的基本样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俄罗斯作家展开了各具特色的中国书写。他们的描画既呼应了社会对中国的集体想象，也彰显出作家自身对社会问题的深切思考。18世纪“中国热”的余温催生了普希金以浪漫想象为主调的中国书写；改革前夜的社会反思与实证诉求促使冈察洛夫对中国进行写实性描绘；而19世纪末社会弥漫的现代性危机，则促使中国成为托尔斯泰开展精神对话的对象。他们笔下的中国，从来不只是远方的异域，更是折射俄罗斯自我认知的一面棱镜——他们在想象中国，也在辨认自己。
19世纪俄罗斯作家笔下的中国，也体现了作家个人的精神气质与美学追求。从主体维度审视，作家立场分野导致认知图景的两极分化：秉持人道主义精神的创作者（如托尔斯泰、普希金），依托其博爱胸襟，从中国文化中汲取道德资源与人文价值，将中国建构为审视俄罗斯社会的正面镜像；而受民族主义或西欧主义思潮影响的作家（如冈察洛夫），则受地缘扩张诉求与文明等级观念驱动，着力渲染中国的“衰朽”与“蒙昧”，以契合帝国扩张的话语需要。
19世纪俄罗斯作家中国认知的
递进路径与逻辑
在19世纪俄罗斯作家的中国想象谱系中，普希金、冈察洛夫、托尔斯泰恰好分处19世纪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重要节点，俄罗斯自身命运的起伏，成为他们不断调整中国认知的深层驱动力。因此，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呈现出从浪漫遐想到实证观察、再到精神对话的递进路径与逻辑，分别塑造了传奇化、写实化与人格化的中国形象。这些不同类型的形象组成了既内在关联又彼此悖反的叙事序列，成为俄罗斯对华认知从“异域猎奇”迈向“思想借镜”的关键标识。普希金笔下的中国形象富于浪漫主义的诗性想象与个人情感投射，具有鲜明的文化乌托邦特征。他虽未到过中国，却在皇村学校时期深受“中国风”濡染，后与俄罗斯汉学奠基人比丘林、外交官维格尔等人直接接触，使他得以超越西欧中国观的局限，形成独立的中国认知。普希金将长城与外祖父的人生轨迹相关联，开启了对中国的象征性想象。其诗歌中的中国意象，勾勒出一个礼仪周全、诗意盎然的理想国度。在他的笔下，中国成为承载自由、秩序与诗性生存理想的文化符号。
在19世纪俄罗斯作家中，冈察洛夫是第一位来到中国的，并在《巴拉达号三桅战舰》中勾勒出一个处于衰变中的中国形象，这是晚清时期中国形象的文学记录。在他笔下，彼时的中国呈现出深刻的矛盾性：百姓“活跃、精力充沛”的勤劳品格与城市贫困、吏治腐败的衰落景象并存。冈察洛夫的中国书写标志着俄罗斯文学对中国的认知从“文化想象”迈入“现实审思”阶段。
托尔斯泰在中国形象刻画方面，实现了认知范式的深层跃迁——中国在其笔下已由“他者客体”转化为“精神对话者”。依托对法国汉学家儒莲法译本《道德经》和英国汉学家理雅各《中国经典》的研读与翻译，他深入汲取儒、道思想的养分，坦言孔子、孟子对其影响“很大”，而老子的启示尤为“巨大”。在《中国智慧》一文中，他着力阐扬中国人“勤劳肯干”与“爱好和平”的品性以及儒家之“仁爱”、道家之“无为”思想，并与“托尔斯泰主义”的核心命题相结合。此种认知范式使中国古典文化升华为具有普遍价值的“人类精神典范”。
从普希金笔下的“浪漫乌托邦”到冈察洛夫眼中的“现实衰落国”，再到托尔斯泰心中的“精神理想国”，这一形象谱系的嬗变，既折射出19世纪俄罗斯社会中国认知的三重面向，更深层地揭示了俄罗斯知识界在现代化转型中借镜中国以反观俄罗斯民族命运的批判自觉。想象与实证交织、疏离与认同并存——这种矛盾认知构成了当时俄罗斯文学中国书写的核心张力，也为中俄跨文化对话与交流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19世纪俄罗斯作家中国认知的
矛盾性根源
普希金、冈察洛夫与托尔斯泰中国认知中的矛盾性，并非单纯源于知识层面的偏差，而是由知识获取途径的媒介局限、社会立场的预设倾向以及个人诉求的投射性建构共同作用所致。上述三重根源交织叠加，致使三位代表性作家的中国认知始终难以挣脱“自我镜像”的桎梏，进而形成兼具时代共性与个体差异的误读谱系。
知识媒介的先天缺陷，是俄罗斯作家对中国产生认知误读的根本原因。普希金不懂中文，亦无中国文化直接经验，其早期诗歌中的中国意象多源于皇村中学求学时所见的中国景观、中国戏剧以及对伏尔泰著作的阅读，故而充满浓厚的想象色彩。后期，他关于中国的认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此前的传说式偏见，但仍将孔子所倡导的“礼仪之邦”理想范式直接等同于现实中的中国，混淆了“文本建构的中国”与“真实存在的中国”。冈察洛夫虽在上海停留过22天，但受知识储备、官方使团身份与语言障碍所限，其观察仅局限于租界与官场局部场景，未能触及晚清社会深层结构，误将一时一地的衰败表象归结为中国的“停滞”。托尔斯泰对中国的认知偏差，则更多源于“选择性译介”所带来的局限。他刻意滤除儒家礼教的等级内核与道家思想的历史语境，甚至对中国文化进行主观阐释与选择性误读，将其抽象化为契合自身非暴力主张的“精神符号”，最终以“理念中国”取代了“真实中国”。
社会立场的先入为主，是俄罗斯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附着难以剥离的想象与误读的内在诱因。19世纪，斯拉夫派与西方派就俄罗斯应坚守本土传统还是效法西方展开论战，使得中国形象成为两派思想的角力场，俄罗斯作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回应了这一论争。普希金的立场，先于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而存在，他以文学为场域，预演了这场即将来临的思想对决。在1829年的一首无题诗中，普希金对中国形象的界定出现了摇摆：他先后使用过“沉寂的”“停滞的”这两个当时俄罗斯人惯用的贬义词，但最终选择了中性色彩的“遥远的”。这一用词变化表明，普希金已隐约触及后来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的焦点。冈察洛夫作为西方派的支持者，以“文明的俄罗斯”对照“衰落的中国”，为俄罗斯远东扩张提供了文化上的合法性背书。秉持道德普遍主义的托尔斯泰，则跳出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论争框架，以“误译”的方式将“托尔斯泰主义”反向植入其《道德经》的俄语译文中，间接实现了东西方智慧的某种融合。
个人诉求的投射性建构是俄罗斯作家对中国误读的核心动因。普希金塑造的“中国乌托邦”寄托着他对美好爱情的憧憬，以及对长城脚下这一精神疗伤地的向往；冈察洛夫刻意渲染“中国衰落”，一定程度上是受其舰长秘书身份的影响；托尔斯泰构建起“中国贤哲”的鲜明形象，核心是为自身精神危机探寻可依托的思想资源。他们这种“借中国言说自我”的创作逻辑，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中国的真实面貌。
19世纪俄罗斯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是特定历史语境与文化土壤共同孕育的产物。它既镌刻着时代的印记，又浸润着个体的观察视角；既承载着中俄跨文化交流的历史痕迹，也折射出不同文明对话中难以规避的理解偏差。这些叙事所呈现的时代背景、形象特征与误读根源，不仅还原了当时俄罗斯中国认知的真实图景，更深刻揭示了跨文化传播中“自我”与“他者”的互动逻辑。回望这些文化遗存，既能梳理近代中俄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也能为今日中俄跨文化对话与我国国家形象建构提供有益的历史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