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汉唐时期入华胡人服饰的考古学研究”负责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汉至唐是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畅通，为跨区域、跨民族的服饰文化交流与融合奠定了基础。考古出土的该时期纺织服饰实物，以及陶俑、壁画等图像资料，不仅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而且生动再现了不同文化因素在服饰领域相互交融的历史图景。
从局部借鉴到整体文化融合
自汉至唐，中国传统服饰风格经历了由相对单一向多元融合的转变。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不同服饰文化元素互相碰撞、融合并不断重构的结果。
汉承周礼而重仪制，建立起以华夏传统深衣、袍服为核心，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服饰等级体系。从考古出土的画像石、画像砖、陶俑、墓室壁画等资料来看，两汉时期中原王朝统治区域内的服饰呈现明显的一致性。然而，服饰的同一性并不意味着阻断外来元素的传入。华夏民族早期的裤子仅有两只独立的裤管，而游牧民族为适应骑射生活最早发明了连裆裤。直到西汉时期，这种裤子才成为军人、农夫、仆役的常服，在陶俑、画像石中有较多表现。草原民族钉缀金属牌饰的腰带受到达官贵人的喜爱，在河北满城中山王墓、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等高等级墓葬中多有出土。与此同时，中国产的丝绸也传到西域、中亚、西亚及地中海地区，在新疆罗布泊楼兰古城、民丰尼雅遗址以及蒙古国、俄罗斯、叙利亚等地的遗址中均发现色彩斑斓的汉式织锦。
魏晋时期，随着民族大迁徙，北方民族紧窄便利的短衣、长裤、长靴广泛流行，在洛阳西晋墓出土的男侍俑、武士俑身上均有所体现。南北朝时期，这种名为“裤褶”的上衣下裤式服装极为盛行，北魏早期甚至作为朝服穿着。孝文帝改革后，裤褶虽退出朝服之列，但因其形制简洁而备受文臣武将及民间推崇。经过改良的裤褶衣身合体，衣袖、裤腿宽博，既保留了胡服的实用干练，又凸显了华夏服装的庄重飘逸，成为胡汉审美融合的典型代表，在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大墓壁画与陶俑中普遍存在。钉缀金属衔环牌饰的腰带逐渐普及，带具也由固定扣舌、系带连接的“晋式带”演变为活舌带扣式蹀躞带，北周武帝孝陵出土的铜带具即为实证。北朝后期，西域民族喜好的圆领窄袖袍逐渐风行，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墓壁画中的武士、仪卫、侍从甚至女性均有穿着。
至隋唐一统，北朝以来胡汉融合的服饰风尚臻于大成。裤褶、圆领袍、长靿靴等服饰被融入国家舆服制度。《旧唐书·舆服志》载唐“衣裳有常服、公服、朝服、祭服四等之制”，其中圆领袍衫作为常服主体，地位日益提升，成为贵族官员处理公务、参与雅集常见着装；公服、朝服和祭服基本沿袭传统旧制，穿着场合日益收窄。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客使图》中鸿胪寺官员身着褒衣博带式礼服，而《狩猎出行图》及过洞所绘仪卫则头戴幞头、身着圆领窄袖袍、脚蹬皂靴，正是制度融合的视觉体现。在服装纹样方面，波斯联珠团窠纹、佛教宝相花等与中原祥瑞纹样相互融合，成为官员身份等级的标识。服饰文化发展至唐代，大量外来服饰元素已深度融入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甚至转化为中式审美的有机组成部分，展现出兼容并蓄、焕然一新的时代风貌。这种新的服饰体系为后世服饰发展格局奠定了基础，并对当时的日本、新罗及部分西域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服饰交融的主体差别
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服饰的传播与交流始终与人的活动紧密相连。汉唐时期，不同地位、身份的人群在服饰交流中呈现出明显差异。
统治者借助册封、朝贡等方式，推动服饰形制、衣冠制度的跨区域流通。在朝贡体系下，少数民族政权向中原王朝进献裘革及奇珍异宝。《后汉书》《晋书》记载了乌桓、肃慎进献貂皮的历史。中原地区除用貂裘防寒外，还将貂尾纳入舆服，制成象征高位的貂蝉冠，自汉朝沿用至明朝。太原北齐娄睿墓甬道西壁门卫所戴笼冠，右侧簪貂尾，便是貂冠的真实写照。中原王朝通过册封朝贡国统治者，并赏赐其官服、印绶彰显威仪。匈奴呼韩邪单于曾多次朝汉，汉宣帝赏赐的物品中既有象征身份地位的“冠带衣裳”、玺、绶，也有御寒保暖的“衣服锦帛絮”。这种体制后世基本沿袭，唐朝仅根据时代发展将赏赐物改为官常服“袍带”，即圆领袍和腰带，如开元十七年（729）突骑施大首领叶支阿布思朝唐，“授郎将，赐紫袍金带鱼袋”。据《唐六典》载，朝廷令益州（今成都）、广陵（今扬州）每年上贡“蕃客锦袍”用于赏赐，《步辇图》中吐蕃使臣禄东赞所穿小袖圆领锦袍，即被沈从文先生视为典型例证。
贵族与官员是吸纳外来珍宝、饰物、织品及纹样的主体。两汉时期，大量输入中国的印度—太平洋单色拉制玻璃珠，直到北朝时期墓葬中仍有大量出土。此类人工珠子还与外来的琥珀、玛瑙等天然宝石串成组玉佩，成为贵族官僚装点仪容的重要佩饰。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出土的嵌宝石金戒指，戒托内镶嵌蓝宝石，表面阴刻双手持杖人物，整体装饰繁缛，具有浓郁的中亚、西亚风格。类似的戒指在河南洛阳北魏吕达墓、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中也有出土。这种凹雕戒指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滚筒印章，并非普通饰品，还具有在文件封蜡上盖印的功能，是权势的象征，被政治领袖和商人广泛使用。北朝时期大量输入中原的联珠团窠纹、莲花纹、忍冬纹等成为衣饰新宠，改变了以往以动物纹为主的装饰风尚。这些纹样的织锦通常被裁作衣襟、袖子、裙摆边饰，如徐显秀墓墓室东壁侍女裙摆饰联珠团窠菩萨纹；墓主夫人衣领饰忍冬纹，身旁的侍女服装边缘则装饰卷边对花纹。
普通民众的服饰选择更注重耐磨性、实用性与便捷性。在棉花普及之前，中原民众多以麻葛为衣，款式力求便于劳作行动。边疆毛纺织技术的传入拓展了服装的材料来源，长裤的普及则改变了服装款式。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有大量表现耕作、庖厨、酿酒、渔猎等劳作场景的画面，人物多着及膝短衣、直筒长裤，有的如四川彭州义和乡酒肆画像砖表现的买酒客，身着更为简便的短袖上衣和及膝短裤。这种实用便利的服装样式，直到隋唐时期仍是普通民众的主流着装，只不过有些服装由交领改为圆领而已。
古代女性虽非服饰变革的主导者，但其妆饰、佩饰及服装局部也存在中外交流。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将红蓝花制成的胭脂引入中土，为女性“粉白黛黑”的妆容增添了色彩。襦裙自汉代起成为女性常服，但其形制自北魏迁都洛阳后趋于修长飘逸，裙腰高束至胸部，如洛阳北魏杨机墓双髻女俑所着。北朝晚期至唐初流行小袖短襦，高腰裙通常用异色布幅纵向拼接成条纹裙，见于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娄睿墓及唐太宗昭陵韦贵妃墓壁画中的女侍形象。小袖、高腰裙的出现本质上是由于拓跋鲜卑等草原民族女性地位较高，可参与骑射、宴饮等社交活动，裙腰线提升更便于行动骑乘。在此风气下，当时还出现女着男装的现象，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家喻户晓，北朝陶俑、壁画中也有发现，北魏杨机墓、磁县湾漳北朝墓出土的牵手女俑便身着男装裤褶。这种现象在唐朝尤为盛行，宫廷、民间均可见男装女子的飒爽英姿。唐金乡县主墓中出土的骑马女俑，头戴孔雀冠、身着圆领袍、腰系革带、足踏乌皮靴，英气勃发。这种着装突破传统礼制束缚，成为盛唐气象的生动注脚。
服饰文化交流的内在逻辑
服饰文化交流绝非简单的形制模仿，而是不断吸纳转化与融合创新的动态过程，背后蕴含着生产生活需求、文化认知认同与社会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
基于生产生活方式的适应性调整，是服饰文化交流的原始动力。不同地域与民族因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的差异，形成各具特色的服饰体系：窄袖短衣、长裤皮靴适合游牧民族的骑射生活，宽袍大袖契合农耕民族的田间劳作与礼制建构的需求。当人群流动引发生产生活方式交汇时，服饰作为最直接的生活载体必然发生适应性变革。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本质是通过服饰革新适配新型的军事作战方式；衣裤制的流行顺应了汉末胡床等高足坐具传入中原后，由席地跽坐向垂足高坐的生活方式转变；蹀躞带的盛行则适配魏晋以降军人骑马随身携带佩刀、弓箭、砾石等用品的需求，唐朝建立后又适应了等级身份象征的制度化需求。这种基于实用需求的交流互鉴，使服饰文化突破地域与族群界限，形成具有普适性的文化元素。
文化认知的趋同，是服饰文化交流的核心支撑。服饰不仅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更承载着特定群体的礼仪规范与精神追求，其交流过程本质上是文化理念的碰撞与融合。西汉初，世穿皮革旃裘的匈奴人喜着中原地区传入的丝绸衣服，考古发掘的匈奴墓葬中常见汉式织锦服装。汉宣帝时，龟兹王“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主动以中原舆服重构自身文化礼仪，正是文化认同推动服饰融合的典型表现。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最初坚守本民族服饰传统，后来逐渐认同华夏衣冠承载的礼制内涵而推行汉化改革，至北魏孝文帝时期达到顶峰。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北壁《帝后礼佛图》中，皇室及贵族官员身着褒衣博带式华夏服装。这种对华夏礼制的价值认同，使服饰交流超越形制层面，升华为不同文化间的价值对话。
技术革新是服饰文化交流的重要支撑条件。服饰原料的跨区域流通、染织技艺的共享，为服饰交流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和织造丝绸的国家，两汉时期丝绸已运往中亚、西亚和南亚，向西最远到达罗马。由于价格昂贵，罗马、波斯等地工匠便将丝织物拆解为丝线，掺杂当地亚麻或羊毛重新混纺织造，催生出波斯锦、粟特锦等新型织物，有的再返销中国，形成双向流动的丝绸贸易网络。西方织锦的纬线起花、斜纹组织等织锦技术，又促使中国织锦由传统的经锦向纬锦转变，由此推动了技术革新，为服饰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支撑。
汉至唐的服饰文化交流已超越单纯的审美与形制互鉴，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在文明对话日益深入的当下，深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服饰的文化价值，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正是构建东方美学话语体系的关键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