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战国秦汉三国蜀道及其枢纽地区军事地理研究”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并非近代以来的偶然产物，而是植根于数千年来多民族互动交融的历史实践。从先秦时期“华夏居中、四夷居边”的地缘族群格局，到秦汉以降“天下一家、四海归一”的政治文化认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王朝疆域拓展中互补共生，在经济往来中互通有无，在文化交流中互鉴融通，逐步构建起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形态。秦汉时期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阶段，其系统性的边疆治理实践孕育出了以双向嵌入、共生共荣为特征的互嵌式社会结构。这一结构打破了先秦时期民族间相对隔绝的状态，推动了民族融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坚实根基。
空间互嵌：
边疆多民族聚居格局的生成
空间隔绝是阻碍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首要壁垒。秦汉时期的边疆治理，以打破地理壁垒、构建共生空间为目标，从地理空间、人口空间、聚落空间三个维度重塑了边疆地域的族群分布格局。
秦统一六国后，推行“车同轨”，配套修建大型交通工程，成为打破地理隔绝的关键。秦直道自咸阳直通九原，将中原腹地与北方边疆连为一体，既满足了中央王朝对北方边疆军政管控、边防戍守的需求，更推动了中原民众与匈奴、羌等民族的流动与交往。灵渠工程打通了中原通往岭南的水路通道，使百越民族聚居区与中原腹地形成江河相连的空间格局。五尺道深入西南当地民族核心聚居区，成为中原与西南边疆人口流动、物资转运、政令传达与文化传播的重要纽带。
交通网络的贯通，为大规模人口流动与族群杂居创造了条件。秦汉两代持续推行双向移民政策，构建起中原民众戍边拓土、边疆部族内附安居的双向人口流动体系。秦统一后，实施了迁内地民众至边疆地区的移民实边政策，“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数以万计的中原士卒、平民移居岭南，开启了汉越杂居的历史序幕。汉代延续徙民实边策略，汉武帝时期“募民徙朔方十万口”“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数十万军民扎根北方和西北边疆，形成规模化中原移民聚居区。与此同时，西汉王朝推行包容的族群安置政策，主动接纳边疆归附部族。汉武帝时“置五属国以处之”，安置匈奴降众。汉宣帝又“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进一步完善了对内迁民族的管理。大量匈奴、西羌等部族迁入汉地边缘区域定居生活。移民政策的实施，直接改变了边疆地区的人口结构，中原移民与边疆民族错居杂处，打破了此前各民族相对隔绝的聚居状态，使疆域相连转化为多民族共居，为经济互嵌、文化互嵌提供了直接的场域。
交通网络的完善与移民政策的推动，共同促成了多民族聚居格局的形成。在岭南番禺，中原移民持续迁入，形成了汉越杂居的态势。考古发现表明，南越国都城在宫殿建筑上采取百越的“干栏式”传统，而都城规划则可能受到中原“方正对称”理念的影响。西南边疆的滇国都城范围内既有滇人原生聚落，又有沿五尺道南下的中原移民遗存。晋宁石寨山墓地中汉式铜鼎、玉璧与滇式铜鼓、青铜剑等同墓出土，印证了各民族共居一域、共生共存的空间形态。
这种邻里相望的空间互嵌，使各民族的日常交往从偶然走向必然，从零星接触变为深度互动，为经济互补、文化互鉴、制度兼容提供了最基础的物理前提。
经济互嵌：
多民族经济互补与利益共同体的深化
空间互嵌构成边疆多民族地区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基础形态，而经济互补则是维系这一结构存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秦汉王朝通过互市贸易、屯田开发、技术传播等路径，推动各民族从表层商品交换向深度利益共生演进。
滇王之印 资料图片
秦汉时期，中原地区已经形成成熟发达的精耕细作农耕经济体系，冶铁、纺织等生产技术领先，手工业门类齐全，物资生产体系完备、品类丰富。反观边疆民族地区，受自然环境、生产传统、发展阶段的制约，经济形态相对单一、生产技术较为落后、物资储备匮乏。《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单纯的游牧生产模式仅能产出畜牧产品，农耕工具、手工业制品、粮食布匹等生活生产物资匮乏。岭南百越、西南当地民族诸部族大多处于粗放耕作阶段，普遍推行刀耕火种、火耕水耨的原始生产方式，难以满足自身可持续发展需求。可见，中原地区与边疆民族地区具有天然的经济互补需要。
互市、边疆屯戍和移民实边政策的实施，使中原铁器与农耕技术持续传入边疆地区，直接推动了当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的铁制农具与兵器组合，印证了汉武帝开拓西南地区后中原农业技术在西南边疆的推广。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铁器作坊遗迹及铁农具、铁兵器残件，则证明中原冶铁技术并非简单输入，而是在岭南落地生根、实现本地锻铸，深刻改变了百越部族的生产方式。随着中原先进生产方式向边疆的输入，边疆特色物产亦反向输入中原。北方草原的优良胡马大量输入中原，革新了汉代骑兵装备与战术体系，提升了边防军事力量。岭南盛产的荔枝、龙眼、象牙，西南当地的青铜、玉石、丹砂持续输入中原腹地，丰富了中原民众的物质生活，实现了中原与边疆的资源互补、互通共赢。
深层次、全方位的经济互嵌，突破了地域与族群的经济壁垒，构建起中原与边疆利益相连、兴衰相依的共生格局。这种物质层面的合作，使各民族开始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识，有效消解了族群对立的经济诱因，稳固了边疆社会秩序，为多民族交融共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撑，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筑牢了经济根基。
文化互嵌：
尊重差异与价值认同的双向交融
如果说空间互嵌是基础、经济互嵌是支撑，那么文化互嵌便是多民族互嵌式社会持续深化、走向共生的精神内核，是实现从表层交往到多元文化深层认同、兼容共生的升华。
秦汉王朝并未推行强制同化的边疆治理策略，而是秉持因俗而治、尊重差异的文化治理逻辑，最大限度地保留边疆民族的文化特色，为文化互嵌预留了充足空间。在此基础上，通过册封印玺、礼制赏赐、制度示范等柔性政治手段，温和推动中原文化、礼制文化、文字文化向边疆浸润，逐步构建大一统的文化认同框架。因此，中原地区的汉字系统与礼制文化得以向边疆地域广泛辐射。南越王赵佗在辖域内推行汉字书写体系与中原礼仪规范；滇王接受汉武帝册封之后，依然保留滇族特有的铜鼓祭祀习俗；匈奴呼韩邪单于归汉后，入塞匈奴贵族群体中逐渐兴起习汉字、通汉礼的社会风尚。
与此同时，中原王朝亦主动吸纳边疆民族文化的优秀元素，以此丰富华夏文化的内涵。匈奴的胡服、胡乐、胡食传入中原腹地后，迅速融入华夏文化体系。汉代军队广泛采用胡服，极大提升了行军作战的机动性与实用性。汉代乐府诗吸纳胡乐的旋律节奏、艺术范式，拓展了中原音乐的艺术表现力与文化包容性。西南当地民族传承千年的铜鼓文化，集工艺、祭祀、图腾、礼乐于一体，其独特的艺术造型、祭祀内涵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岭南百越部族的海洋文化、图腾文化、水乡民俗文化，与中原农耕礼制文化相互交融，丰富了华夏文明的地域文化维度。
这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双向吸收的文化互嵌模式，有效规避了文化冲突、文明对立引发的族群矛盾，实现了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与有序交融。各民族在坚守自身文化的同时，逐步接纳大一统的价值理念、礼制规范与文化共识，从心理层面认同大一统秩序、认同华夏共同体，构建起多民族共生共存的精神纽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芽与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与心理根基。
制度互嵌：
大一统格局与多元治理的协同统合
文化互嵌的长效维系，有赖于系统性的制度支撑。秦汉时期的边疆治理体系，创造性地构建了郡县直接治理与羁縻间接治理相融合的制度互嵌模式。
秦王朝在岭南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在西南地区部分区域设吏施治，开启了郡县体制下因俗而治的早期实践。汉代在此基础上对制度加以完善与拓展。汉武帝时期，在西南地区等新拓之地推行“初郡”制度，明确实行“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的治理策略，允许当地民族首领保留管理权。在河西走廊、河套等汉人聚居或移民实边区域，则全面推行郡县制，直接纳入中央行政体系管辖。与此同时，在相关郡县之中还创设属国制度，以安置匈奴降众。属国的核心特征是“保留原俗，纳入汉制”，即在承认少数民族首领自治权的同时，设置属国都尉、丞、侯、千人等汉官体系，形成双轨治理结构。依“各依本国之俗而属于汉”的原则，允许匈奴部落首领自主处理内部事务，兼顾了大一统秩序与边疆族群特性。
此类制度安排的核心要义，蕴含着“和而不同”的治理智慧，既避免了单一郡县制在边疆推行可能引发的文化与治理冲突，又防范了完全放任地方自治可能导致的割据风险，为各民族在统一政治框架下的良性互动奠定了制度基础。
制度互嵌的深意，更凸显于民族精英的政治参与机制层面。汉代突破先秦以来华夷之辨的族群偏见，推行不分华夷、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吸纳边疆民族部落首领或贵族进入中央与地方治理体系。匈奴王邯郸归汉后，汉景帝封其为翕侯，进入汉代军功封侯体系之内。匈奴王子金日磾归汉后，历仕侍中、驸马都尉等职，最终跻身汉昭帝辅政大臣之列。这种政治参与机制，不仅推动了边疆民族部落首领或贵族对中央王朝的政治认同，更促进了中原与边疆军政制度的互融互鉴，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秦汉时期构建的空间、经济、文化、制度四位一体的边疆互嵌式社会结构，并非各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有机联动的整体性治理实践。这一结构打破了民族间的地理与文化壁垒，促成了多民族在生产生活、价值理念与政治认同上的深度共生，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基础。
